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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日本侵略青岛罪行进行调查整理的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接到市民建议后，市史志办领导非常重视，殷鹰主任立即作出专门批示，明确由一名副主任负责，并指派专人具体落实此项工作。自7月19日开始，我们利用两周多的时间，先后到市档案馆、市图书馆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并参考大量文献书籍，整理了《日本侵略青岛罪行点滴》。由于办结时间所限，材料不够全面翔实，请您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附：《日本侵略青岛罪行点滴》
日本侵略青岛罪行点滴
1914～1922年，1938～1945年，日本先后两次侵占青岛，对青岛进行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青岛人民受尽欺辱、剥削和压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这段历史，旨在更好地认识历史，真正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第一次日本占领时期（1914～1922）
日德战争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就多次派出军政要员来青岛进行调查，窥探青岛德军的情况。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把驻青岛军队大部撤回本土，这给对青岛垂涎已久的日军以可乘之机。
自顾不暇的德国无力顾及远离本土的胶澳殖民地，便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有条件地归还青岛，由于条件的苛刻和日本的粗暴干涉，袁世凯没有同意。1914年8月初，德国皇帝宣告胶州湾进入军事戒备状态，德国在远东的侨民甚至民伕都被应召入伍，或编为预备役人员。8月15日，日本以“维护远东和平”为名义，向德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撤退在中国海上的军舰或解除武装，并在9月15日前将胶州湾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限8月23日前无条件答复。德国人未予理会。随即，两国相互宣战。日德青岛之战，自9月2日日军从龙口登陆起，至占领青岛，历时两个多月，给青岛城乡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军在龙口登陆后，9月27日，北洋政府因日军侵犯中国，占据铁路，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本置之不理。日军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在平度一地，就逼当地人民5天内交猪羊1000头，粮食500万斤，鸡2000只，小推车500辆。并公布惩斩令：“（1）妨碍日军一切行动者斩。（2）切断电线和倾损者斩。（3）知罪不举，窝藏匪徒，从重治罪。（4）村中一人触犯，全村之人尽处斩刑。”盘距青岛的日军，拆毁大批民房，构筑防御工事，强迫大批中国人挖战壕，架设电网，实行灯火管制。德国人还趁战乱冻结银行存款，侵吞中国人民的钱财。青岛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工商业陷入瘫痪。日德双方的炮火炸毁了民房，农田、庄稼和树林。很多人为避战乱，纷纷抛家舍业逃往他乡，青岛城乡残破不堪，景象凄凉。德军投降前将重要装置如水道、供电、船场起重机破坏殆尽，全市秩序混乱，晚间漆黑一团，中国绅商大都外逃避难，居民叫苦不迭。据战后统计，有1548户人家遭受战火伤害，财产损失达1900余万银元，40人在战火中身亡。
管制和渗透 1914年11月11日，日军进入青岛市区，13日接收青岛行政，19日宣布在青岛实行军管。27日，在青岛设置日本守备军司令部，任命率兵攻占青岛的日军中将神尾光臣为首任司令。其职权和责任是：“直隶天皇，统率守备驻军各部队及特别指定之各机关，担任占领地区之守备；统率占领地区之民政；监督、守备山东铁道及矿山的经营管理等。”其职权责任与德国胶澳总督相似。日本守备军司令部建制庞杂，远超过德国总督公署，计有：参谋部、副官部、宪兵队、通信部、经理部、军医部、军理事部、青岛军政署、李村军政署、闸邮电部、水道部、埠（码）头部、港务部、山东铁道管理部、运输部、防备部、无线电信所等。以上各部官员，除山东铁道管理部外，全由陆军将校充任。为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在青岛部署了由８个步兵大队、一个重炮大队、一个铁道联队以及骑兵中队、工兵中队等组成的守备军，总兵力两万余人，分别驻扎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还有日本海军舰队停泊在青岛港内。
日军占领青岛之初，宣布设立青岛、李村军政署，在青岛城乡实行“军政”，并颁布《军政施行规则》10条，规定中国人一切活动，均需经军政署批准方能进行，“不许有所稍违。倘有违者，无论如何情由，定行从严惩办，毫不宽贷”。之后，日军又颁布数十部军规法令，对青岛人民实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管制和野蛮镇压。日本宪兵和警察可以随意逮捕、关押、审讯、残杀中国居民，严禁一切群众聚会和反日活动，将20万青岛人民逼进了苦难的深渊。
1914年12月28日，日本政府即号召日本人大规模移居青岛和山东内地，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扩大侵华势力，不仅以武力去征服青岛和山东，还想用更多的日本人来压服青岛人和山东人。这种武力加移民的政策，体现了日本侵略青岛实行的是双管齐下的战略。此前，青岛居民为躲避战火，纷纷丢下房屋财产，逃离青岛战区。在战争结束后，他们纷纷要求返回家园。但日本守备军公然发布告示，严禁中国居民回青，违者将严惩。战争结束仅仅几个周，来青日本人已达数千人，超过战前十多倍。等到青岛秩序恢复，涌入青岛的日本人已达万人以上。见房屋就占，遇物就抢，不仅德国公产、私产统统据为已有，而更多的是抢占出逃在外的中国居民的房屋财产和土地、企业。中国人的财产转眼之间变成日本人的财产，许多日本人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在中国居民的强烈要求下，日本守备军终于同意原青岛居民返回市区，但日本人就是拒不交回占有的房屋财产。青岛居民向日本殖民当局进行过反复交涉申诉，要求返还被占财产，但日军故意刁难，要求提供各种证件以证明其主人身份。许多中国人的财产就这样落入日本人手中。对于日本守备军的上述行径，中国政府虽一再交涉，日本始终置之不理。日本非法侵占青岛８年间，在青侨民人数不断增长，遍及青岛和山东内地。这些日本人利用其特权，或开办工厂、商店、银行、公司、农场等工商企业，大肆掠夺财富；或供职于军政机关，或操持贩毒卖淫走私军火等黑道贱业。由于大量日本人的涌入，使青岛市人口比例发生重大变化。据日本守备军1920年10月统计，青岛城乡总人口253552人，其中市区人口102146人。在市区人口中，中国人79851人，日本人21878人（不包括近２万名日本海陆军军人），其他外国人417人。日本人占了青岛市区总人口的二成以上。如果加上日本军人，在青日本人数高达４万余人，占了市区总人口的近四成。
同时，日本还加紧进行文化渗透，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以图对青岛进行永久殖民统治。日本当局规定：从小学生起必须强制学日语。1915年1月，在青岛贮水山建立日本神社，强令路过山下的中国人向日本神社鞠躬。另外，还将青岛的道路、山头、公园、岛屿改用日本名称，加上殖民地标记。如，汇泉公园叫旭公园，小青岛改为加藤岛等等，均是为了保持其殖民地统治而使用的手段。
经济掠夺 日本侵占青岛后，一方面控制了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港口、海关、铁路等管理权，另一方面加紧对青岛及山东的资源掠夺和资本输出。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充分显现了它的贪婪本性。攻占青岛后，日本将德国公产和中国人的财产攫为己有，拒不返还中国主人。青岛港是山东海上的主要门户，日本迅速建立港务机构，恢复和增修日德交战中遭受破坏的海港。日本当局还从贸易掠夺需要出发，先后完成了小港堤岸工程和浮码头，并在大港5号码头增建了货场，全面垄断了青岛港。青岛海关历来归中国政府所有。日军占据青岛后，悍然占为己有，驱除中国关员，截留海关税银。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均被日军以“军政时代，不能承认”为由予以拒绝。仅此一项，日本即掠夺了巨额关税。日本占领胶济铁路后，驱赶原有中国职员，逼迫中国护路军警撤走，而以其铁道联队管理和警卫铁路。通过铁路，日本掠夺了大量资源，获取了高额利润。据统计，日本侵占青岛８年中，仅从胶济铁路就获利5126余万元。
土地掠夺是日本经济掠夺的重点之一。一是将德国已征官用地据为己有，出售获利。同时不断强占民地，扩充官地。据1922年统计，日本官用地已达4620万平方米；日本还以低于德国一半的价格强行征购中国人的土地。仅1918～1922年间，日本在四方、沧口一带即强占土地990余万平方米。日本倚仗其军事优势，对中国农民的土地“欲租则租，欲购则购，欲占则占”。日本经济掠夺的主要手段，是在青岛大力兴办工商企业。日本当局为日本人在青岛设厂提供各种特权。一是强行接管四方铁路工厂、青岛造船厂等德国在青岛官办的企业。二是采取强买、入股等手段进行兼并。一战爆发后，由于原料不足，销路不畅等原因，德商及欧美商人在青岛经营的工厂企业，有的停产关闭，有的难以维持，日本人便乘机强买或强行入股，予以兼并（啤酒厂、汽水厂等）。三是新开办内外棉、大康、宝来、钟渊、隆兴、富士６大纱厂等工厂企业。据1922年统计，日本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开办各项企业商店299家，其中50万元以上有36家。而此时这里全部中国工商企业不足30家，50万元以上者仅有２家。
日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军事力量，控制青岛与山东的经济命脉，为日本掠夺了大量财富。一战期间，日本国内工业用盐猛增。1918～1919年间，日本发生盐荒。1918年10月7日，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制定《青岛盐业管理规则》，宣布盐田开张、使用需经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许可，规定输入日本的盐税每担银3钱，低于内销盐税，青岛盐输往外省的每担盐税2.5元，附加捐1.5～1.8元。日本一方面以低价掠夺青岛的盐，另一方面奖励日本人在青岛大量开辟盐滩及增设精盐工厂。日本强占青岛8年间，新增设制盐工厂19处。1918～1921年间，青岛年输出盐320～440万担，以输出日本为大宗。
日本侵占青岛后，日本各银行接踵来青设行，在青大量吸收存款，发行巨额货币，以大量货款及优惠利率，支持日本商民在青开店设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劳动力，进行经济掠夺。1918年4月24日，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颁布《银行营业管理规则》，令全市各银行每半年通过民政署向守备军司令部报告营业情况，控制全市的金融市场。日本正金银行设于1913年11月德占时期，当时资金业务甚少，日本侵占青岛后，强制推行日本钞票，排挤其它货币。1919年3月，正金银行的存款余额已达800余万元，成为青岛金融的“霸主”。另外，正金银行还操纵了青岛的存款放款利率、外汇行市及银两与钞票兑换差价。支票（钞票）每千元加水六、七元。
1915～1922年，日本进出青岛的船舶，日本和青岛间的贸易，始终占各国进出港船舶和各国对青岛贸易的首位。1913年日本进出口青岛港船舶占各国船舶总数的29%，日本船吨位数占总吨位数的18%，日本贸易额占总额的37%；而到1921年已分别上升到74%、64%和87%，占绝对优势。日本利用攫取的特权，大量倾销日货，掠夺我国的资源，青岛港的输出输入货物急剧增加，贸易额暴涨。日本对青岛、山东的资源掠夺，主要是农副产品和矿产，以小麦、花生、豆类、棉花、木材、牛羊肉居多，矿产则以煤、铁、焦炭为最。除此之外，日本还在山东一带拼命搜刮铜等各种战备物资、工业原料。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大量走私武器，制造中国内乱，培植亲日势力，以扩大其侵略。而日本守备军公开输入贩卖鸦片，实行毒品专卖，牟取暴利，毒害中国人。据报纸刊载：８年中，日军仅贩毒一项即获利１亿元。
第二次日本占领时期（1938～1945）
青岛沦陷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青岛制造了“八一四事件”，也称“德县路事件”。1937年8月14日，有日本水兵五六人，走到德县路天主教堂附近，遭到了由日本特务机关指使的化装成中国人的日本浪人的狙击，有两人毙命，这就构成日军入侵的借口。在青岛海面上，早就停有日军舰10余艘，这时都卸下炮衣，欲以4舰入侵大港，并准备全部海军武装登陆。同时，陆地上的日本特务机关，指挥居留民团与在乡军人蠢蠢欲动。侵略者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937年10月1日，蒋介石任沈鸿烈为青岛军总指挥，12月4日又电令沈实行“焦土”抗战，并相机撤离青岛。12月18日，日本陆军参谋部发出侵占山东和青岛的作战指令。同日下午8时，沈鸿烈下令青岛保安队用炸药炸毁了日本在青岛的九大纱厂、青岛啤酒厂、铃木丝厂、丰田油厂、两个橡胶厂、四方发电厂、两个自来水源地及港口塔吊、青岛船坞等主要机械设备、工厂厂房。12月25日，沈鸿烈又下令将被困在胶州湾内的中国海军第三舰队7艘军舰和港务局的5艘小火轮及其他船只共20余艘装上泥石自行凿沉于青岛港主航道之中。12月26日日军占领济南，山东已大半沦于敌手，胶济铁路西段亦为日军进占，青岛已陷孤立。1938年1月10日上午9时，“日海军陆战队在距青岛东18里之沙子口登陆，开入市内……”而国民党北方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在日军尚未进击青岛之前，于1937年12月27日，即率其海军陆战队、保安队、警察队等撤离青岛，南去徐州。日军未发一弹，就占领了青岛市各要地。从此，青岛第二次沦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
日伪统治 青岛沦陷后，日本除在青岛驻有海军、陆军各部队外，还设立若干政治机构，拼凑伪政权，组建各种伪民间团体，对青岛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控制，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开始，日本以其海军特务部为统治青岛的最高领导机关。1938年1月17日，日本玩弄“以华治华”的惯伎，拼凑了傀儡政权——青岛市“治安维持会”。第二年1月l0日，又将维持会改头换面为青岛特别市公署，由维持会头子赵琪任伪市长。6月，将青岛的行政区扩大到胶县、即墨，称为大青岛市，分为青岛区、胶县区和即墨区。 当时全市人口达203万，其中居于市区的日本人有3.8万。9月，日本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成立了日本内阁辖属的“兴亚院”，并在中国占领地设立分支机构。1939年3月在青岛设立“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代替了日本海军部的统治地位。伪青岛反动当局卖国求荣，聘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所长柴田弥一郎为青岛特别市公署顾问，4名日本人成为市政委员，使日本人“在根本问题上进行幕后指导”。所谓“青岛特别市公署”，只不过是日本兴亚院辖下的一个傀儡机构。青岛的各项主权都控制在日本人手中。此外，日本人还在青岛设立了其他统治机构。青岛日本总领事馆分设总务、司政、文化、经济4课，全面管理维护日本人在青权益；日本华北特务机关在青岛设立了支部，负责在青岛的情报联络、军政外交秘密的侦察。日本人在青岛建立青岛居留民团，配合日本官方对青岛实行政治控制。青岛汉奸赵琪、姚作宾之流为取悦日本人，对青岛人民严加统治，先后开展了“剿共”、“灭共”、“确立大东亚战争必胜的协力体制”、“彻底剿灭共军”的“治安强化”运动，使中国人人人自危，民不聊生。他们极尽搜刮民脂民膏、敲诈盘剥之能事，导演向日本人献铜、献金、献飞机丑剧。
兴亚院 兴亚院青岛出张所的内部组织有官房、政务、经济、文化四部。官房就像机关里的秘书处，管理文书，会计、人事、调查、审核等。其他三个部分管政治、政策、建设、情报、宣传、产业、贸易、金融、财政、税收、海陆交通、邮电、气象、文化、教育、卫生、宗教等。青岛所有的机关企业团体都在它的控制之下。历任兴亚院出张所长，都是当然的伪市公署最高顾问。1939年4月1日，在伪市公署成立之后的首次市政会议上，时任伪市公署第一任最高顾问的柴田弥一郎，在阐述其“施政方针”之后，告诫伪职人员竭诚效力，如果不遵照他的意旨，而采取对抗或消极的态度，小心他要像诸葛亮一样“挥泪斩马谡”，并把这篇讲话印发给全体伪职人员。1943年，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撤消，其职能并入日本青岛总领事馆。
军宣抚班 这是日本陆海军的一个直属机构，是1938年日军侵占青岛时建立的。这个班的所谓“宣抚”人员叫“宣抚官”。穿日式军服、大马靴，袖章上是白底红字“宣抚”。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从伪满学校培养出来的精通日语的中国人。他们到处开会讲演，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他们在各处举行展览会，展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中日亲善”的图片、照片，宣扬他们侵略战争的“战绩”。他们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任务，就是到处注意搜捕“反满抗日”的人，经常随随便便把无辜者送入伪警局或宪兵队。他们开会通知市民，:过去国民党政府所发的带有党徽或青天白日旗的任何证件都无效，都要到宣抚班去换领印有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的新证件，只有这种新证件，才能在各种场合有效使用。如果拒绝换领，一旦被查，不但没收原件而且还要受到严厉处罚。当时市民既不愿去换，又怕以后查出来惹祸，于是把一些大、中学生毕业证书封固后掩藏起来。对其他奖状一类证件，觉得用处不大的，就干脆烧掉，免除后患。宣抚班另外一个和市民打交道的工作就是发放“旅行证”。在沦陷之初，不论乘火车、汽车、轮船离青外出，都要到黄县路1号申请办理“旅行证”。申请人要写明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事由、去处等，经他们批准后发证，凭证购票乘车。他们就可从中向市民敲诈勒索。办证时他们会提出一些别的问题来故意刁难，如问属相、问宗教信仰，一时回答不出，就拒绝发证。一年后，乘火车、汽车不用办证了，但乘船仍然要办。1939年，宣抚班并入新成立的“新民会”，乘船证明改由伪警察特务科发给。到那里去办证，就像上阎王殿一样。为避免是非，只好托人求情，请客送礼。
新民会 新民会的主要工作据伪青岛《新民报》载:，一是发扬新民精神以表现所谓“王道”；二是实行“反共”、复兴固有文化道德，主张和平建国；三是振兴产业、改善民生；四是善邻友好，建设东亚新秩序。新民会在北京的总会叫“中央总会”，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任会长。另设“事务总长”掌管会务。有好多日人担任什么次席、顾问、参事之类。各省、市、县的新民会都由省、市、县长任会长，另设“事务部长”，下面分设总务、宣传等处、科、股。他们自称和当地行政机构是平行的，是“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负责上情下宣、下情上达，使群众和“政府”成为一个整体等等。青岛新民会成立时的事务部长是江济，后来是黄枢民。他们积极配合日伪进行欺骗宣传，统治中国人民。如历次“治安强化运动”，他们都在广播中、报纸上大谈“剿共”的重要意义。因为日本制造武器弹药需要铜，新民会就通知市民“献铜”，每户至少一斤。会长姚作宾带头把自己的铜床献了出来，一般住户被逼得到处搜寻。门把、箱屉活页，凡是铜质东西，都拿下来交出去，不够就要到破烂市高价收买。新民会另一项横征暴敛，就是强迫群众“献金”。他们硬性规定，把全市的商号和住户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甲等商号至少“献金”200元，乙等100元，丙等30元，丁等10元。甲等住户至少“献金”10元，乙等6元，丙等4元，丁等2元。这次刚“献”完，下次又来了。工商业大户就不只是“献金”而是“献机”了。某一行业“献”几架，不完成是不行的。8年中，日伪向工商业及住户到底勒索了多少钱财是无法统计的。仅1942至1943两年“献金”一项，即达5000万元。这是伪《新民报》上登载的不完全的数字。伪市署在日寇的指使下，为了贯彻他们的基本策略，于40年代初先后成立了两个组织，一个叫“反蒋委员会”，一个叫“剿共委员会”。后来为了向在重庆的蒋介石进行诱降，“反蒋委员会”撤消了。“剿共委员会”依然存在，直至日本投降。
特务机关 早在30年代初期，日本即在湖北路2号设立“陆军特务机关”。当时的市长沈鸿烈和日方交涉多次，未能取消，得出一个可笑的结果是，只准办公，不准挂牌。这个陆军特务机关在伪市署成立之后，下令叫伪市署向它以书面汇报工作，每月一次。伪市署自然惟命是从。日本海军也在青岛设立了“特务部”。还有一个特务机关叫“青山公馆”。特务机构把魔爪伸向各个角落，有的搜集情报，有的镇压抗日行动。“青山公馆”在商河路，既不挂牌，也无门岗，但却经常逮捕人。谦祥益经理时品三，因崂山李先良在他门口放了炸弹，威胁他要钱要布要袜要鞋，他设法弄了一些去，被青山公馆的特务知道了，把时品三以“资敌”的罪名捕了去，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事才放了出来。伪警察局特务科，拥有大批便衣特务。他们在特务机关、宪兵队的指挥下进行侦讯工作，并参与大检查、大搜捕，成为仅次于日本宪兵队的人间地狱。附近居民常常听到里面传出受刑人的惨叫声。八年中历任的特务科长有欧秋夫、徐树莲、金喜忱等。
宪兵队 在沦陷八年期间，宪兵队是最大的一座人间地狱，提起来使人毛骨悚然。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他们的各种残酷刑具之下，也不知有多少人由这里被送往东北和日本充“劳工”，九死一生，能活着回来的为数极少。最初队部设在湖南路前东莱银行的大楼里，后来又迁到馆陶路。市内各区都设有分队，还有一个专管航运的水上宪兵队。历任宪兵队长的计有上砂、森木、中山、冈村等，都是大佐或中佐军衔。他们职权范围的高度和广度，可以说是无所不及的。宪兵队最常用的酷刑是“灌凉水”，把受刑人的肚子灌满了凉水，然后再站上人去踏出来。当提审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先问:“你知道为什么抓你来的么?”如果一时回答不出，便走过一个宪兵猛地把这个人背起来摔在地上，把人摔得头破血流。一个外国记者说:“世界上施用酷刑最厉害的是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和日本的宪兵队。”宪兵队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行动，对收音机管制特严。人民只能使用伪“华北广播协会”监制的三管、四管收音机。三管只能收听青岛，四管只能收听北京的。同时施行收音机登记收费办法。凡是有收音机的，电台每月派人收取所谓“收听费”。日本宪兵亲自挨户检查收音机，认为没有问题的就在机内贴上一张盖有“日本宪兵队检阅济”的纸条。“检阅济”就是“验讫”意思。如果发现收音机是超外差式两个波段的，那就是“反满抗日”的罪证，祸患不堪设想。同时，凡是在室外照的相片，都由洗印的照相馆送检，也必须盖上“检阅济”的图章。据说这是为了“防谍”。他们很重视所谓“思想犯”。不满现实叹气也是“思想犯”。一个姓王的中学教员因经常叹气被人告发而被捕，假装笃信佛教，才得以生还。人们最恨的是宪兵队的中国翻译和“腿子”。他们丧心病狂，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作恶多端。所谓“腿子”，并不是宪兵队的人员，而是拿着一张宪兵或翻译的名片，就以宪兵队便衣自居，到处招摇撞骗，敲诈勒索。
治安强化运动 1941～1942年间，日本为了把华北地区变成继续南进乃至侵略全亚洲和太平洋的战略根据地和兵站基地，确保华北治安，由日本支那派遣军北支方面军策划，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主持，在华北日占区进行了5次整顿治安运动。青岛是日伪实施“治安强化”的重点城市。第一次开始于1941年3月30日。市内每天由汉奸头目轮流主持广播讲演会，3月30日在青岛市第三公园举行十万人的动员大会和游行，31日为前一年侵华战争中67名亡灵举行招魂和捐赠活动，煽动法西斯狂热。1941年3月22日、4月16日、5月1日连续3次“讨伐”胶州、即墨，杀戮100余人，伤人140余人。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自1941年7月7日至9月7日共2个月。日伪当局先后组织兴亚演讲会，游行、游艺、提灯、慰问日军活动等；中小学校举行“中日亲善”作文赛、学艺会、演讲会。市内强化秘密警察，实施非常检查，强化日本宪兵队指挥下的“剿共班”，强化经济警察班，严防物资流向抗日地区。市郊组织民工修补道路、城壁及壕沟等，强化武装力量，进行保甲自卫团训练，组织乡村合作社以实行对抗日游击区经济封锁。期间，日伪军共“讨伐”124次，交战39回，杀戮61人，逮捕59人。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941年11月1日到12月25日近2个月。重点是以经济战为主体，在继续对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进行“清剿”的同时，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严禁物资流出沦陷区。同时，日伪当局成立了青岛市“治安强化运动”本部，推行经济封锁、强化保甲制度和“讨伐”运动。据伪青岛市政府1941年度工作报告：1941年日伪共实施“讨伐”348次，交战104次，杀戮142人，逮捕159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自1942年3月30日至6月15日共2个半月。仅据4月1日至5月20日不完全统计，日伪军共“讨伐”146次，杀戮282人，逮捕40余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由1942年10月8日到12月10日共2个月。青岛地区“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鼓吹太平洋战争，围剿共军，经济掠夺和奴化宣传，且以“剿共为第一要务”。由于日伪军穷兵黩武，财政空虚，物资缺乏，日伪当局在11月9日到15日举办“回收废品周”，搜缴金属8840斤。据本次运动2期工作日报统计，日伪军在胶州、即墨、崂山及市区共计“讨伐”366次，杀戮8人，伤461人，逮捕121人。
日寇暴行 日本帝国主义对青岛人民实行野蛮的法西斯暴行，疯狂地镇压迫害人民，其残暴至极，令人发指。日本占领青岛期间，日本侵略军经常到青岛郊区农村进行“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1938年5月7日，日伪军制造了即墨毛子埠惨案。1942年4月15日，300多日军到崂山晓望村“扫荡”，逐户放火，使全村顿时成为火海，820多间民房顷刻化成废墟。贫农姜氏一家被日军反锁在屋内活活烧死，日本兵却以此取乐。被刀刺、枪杀、火焚的农民比比皆是，日军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崂山南屋石村、大崂村等地也都先后遭到日军的洗劫。尸横山村，血流荒野，使人撕肝裂肺，惨不忍睹。
毛子埠惨案 1938年5月8日拂晓，日本兵从胶县、城阳、南泉、蓝村调集了大批人马，将即墨毛子埠村包围得像铁桶一般。架起了机枪和小炮，日军的步枪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耀武扬威地闯进了村里。顿时，毛子埠村降临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大灾难!
日军进村后，像红了眼的疯狗，见房就烧，见人就杀，转眼间，整个毛子埠村成了一片火海；哭喊声、叫骂声、撕打声、狞笑声搅成一团，回荡在阴云密布的上空……
日军将抓到的44名青壮年锁在两间场园屋里，周围点上了高粱秸，外面架起了机枪。烈火中，人们在屋里被烧得连哭带叫，拼命挣扎，日军却在一旁拍手狂笑。40多个无辜同胞只冲出了7人，又被日军用机枪射死4人，只有3人得以幸免，其余37人全部被烧死在场园屋内。事后死难者家属去认尸时，看到个个被烧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那里还能辨认出哪个是自己的亲人，只好随便抬一个回去掩埋。
另一群日军将抓到的15名小伙子，毒打后用机枪集体射死。
郭车岩、郭洪丕、赵福河等村民，有的被日军用绳子套住脖子吊在树上，用刺刀从小腹挑到脖子根；有的被绑住双脚倒挂在树上，用刺刀从胸口豁到小腹，肝肠坠地，血流如注，其惨状目不忍睹!村民赵永风常年有病，瘫在炕上多年不能动弹，像这样的病人日军也不放过，硬把他拖到大街上用刺刀捅死。孕妇李姜氏眼看就要分娩了，被日本兵开了膛，母子二人活活地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
郭洪德是一个老教书先生，平日说话谨慎，举止斯文。他满以为日本兵不会无辜杀害清白良民，所以他不跑不藏。岂知日军闯进他家后首先给了他一刺刀， 又连续在他前胸后背上捅了五刺刀。教了一辈子书的郭洪德，就这样含恨倒在血泊里。
朱风春一家老少三辈四口人被绑在一条绳子上。日军首先用刺刀捅死了他的爷爷、父亲和叔父，这时，刚满15岁的朱风春也顺势随着大人们一起倒了下去。这样，他祖孙三代总算逃出了朱风春一条活命。
郭从先及其父亲和两个叔父被日本军抓起来，他父亲趁机逃跑，当场被打死在麦田里；二叔被活活捅死；三叔被绑在树上用刺刀开了膛。然后，日军用刺刀比划着，逼着郭从先带领他们去搜枪。郭无奈，只好带领他们敷衍了几户，并在随时寻找机会逃跑。当走到村西头的一眼井旁时，趁其不备，迅速地跳到井里。日军搜过来后，便朝井里开了一枪，子弹从郭的后背经前胸又穿透了胳膊，至今在他身上还留有四处伤疤。
这次惨案，日军在毛子埠村烧杀达7个小时之久。共杀害村民180多人，伤残多人，全家被杀绝的有4户；烧毁民房700多间；烧死耕畜20多头；烧毁粮食、家具、衣物不计其数。惨案过后，村中一片狼藉。残垣断壁烟火未尽，大街小巷的血泊中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男女老幼的尸体，劫后的惨状使人不寒而栗!这年秋天，由于惊吓、痛苦、忧虑，全村又连续病死50多人。一个仅有500人左右的村庄，被日本强盗一次就夺去将近半数的生命。
云山洼村暴行 1941年农历六月十八日下午，正是夏季大忙季节。约下午3点钟时，平度马厂(村)据点的近百名伪军，突然向平度云山洼村“扫荡”过来。日本小队长寺田亲自指挥，有八九名敌骑兵在前，后面的步兵分两路自西向东奔袭夹击。当人们发现时，敌人的骑兵已越过村西头到了村北、村南，在地里干活的人们虽然大部被圈堵，幸赖青纱帐遮掩和地形谙熟，而且大队日伪军尚在后头，多数还是先后奔上了东山，脱离了虎口。然而，仍有四十余名群众被敌人的骑兵圈住，他们多是老幼病弱的人。不多时，大队的日伪军也跟了上来，他们四面包围，驱赶被圈堵的群众回村，声称“皇军要开大会”。如果有谁不走或走慢了些，日伪军就用枪托子捣、刺刀捅。 七八岁的李相，妈妈在地里干活，他在地头放牛，见日军来了，拔腿就向他妈身边跑。不料，恰被日军小队长寺田远远看见。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坏家伙，顺手从另一个日本兵手中抓过一枝步枪，挺身瞄准，只听一声枪响，李相应声倒地，待他妈跑去抱起时，他已经死去。那时，李相的妈妈才30岁，男人去世尚不足半年，撇下一位年老多病的公爹还需要她赡养。她含辛茹苦，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李相这棵独根苗苗上，可日本侵略军把她的希望给变成了绝望。王玉花刚出村东头，就遇上了几名汉奸、日本兵，他们喊叫着赶她回村，她装做没听见，赶紧躲进路旁的灌木丛里。日伪军马上进前去包围了她，其中的一个顺手拣起路旁不知谁丢下的一把锄头，向她全身没头没脑地乱捣、乱耪，直至她昏死了过去。全身留下23处伤疤。
日伪军还趁向村里赶人的混乱之时，随意强奸糟践妇女。有个来云山洼村舅舅家走亲戚的16岁的外村姑娘，迎面碰上一名日伪兵(不知是汉奸还是日本兵)把她抓住强奸了。之后，这个野兽般的日伪兵，又把她拖进菜园地里一脚踢入水井中，还怕她不死，又把点了火的两捆谷草扔了下去。幸亏水井是石砌的，口小肚大水又浅，这个姑娘贴井壁不动，事后才被人们发现救出。还有另一名妇女，被一个日本兵堵在家里，日本兵兽性大发，对她撕扯胡为。这个妇女的老奶奶见状急上前阻拦，日本兵一脚将她踢倒，并顺手把锅台上的一盆热 粥给浇在了头上。老人一下被烫得挠头抓脸，满地乱滚，痛苦不堪，日本兵却乘机强奸了那个妇女。
至下午5点多钟，先后有四十多人被赶回村子，集中在村东南角李开元屋前的场园里，其中有不少人已被打得腰斜臂断满身是血。尽管这样，他们还仍然被严加看管，东、南、西三面，站满了端枪的日伪军，枪上都上了刺刀。日军小队长寺田走了过来，满脸杀气，用似懂非懂的中国话说:“谁的八路的有?说出来大大的好；不说的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场上鸦雀无声。凶恶的杀人狂寺田，顺手从另一个日本兵手中抓过一枝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枪刺进了蹲在人群前面的李玉欣老人的胸膛，一拔刺刀，鲜血喷出老远，连寺田的胳膊和衣袖也被鲜血染红。李玉欣老人一声惨叫，倒在血泊里了。这位老人，就是被寺田枪杀的那个小李相的爷爷。场上的人们骚动起来，日伪军晃动着刺刀嚎叫:“不准动!”“不准动!”可是，没等人们静下来，寺田又挺枪刺进了李元德家大娘的胸膛。这位年已五十多岁、瘦骨嶙峋的贫家妇女“哎哟”一声倒下了。她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儿子同仁一见惊骇万分，一头扑在他娘身上哭喊起来。那个野兽般的日军小队长寺田，竟又一刺刀刺入同仁的脊背。更惨忍的是，有一位名叫李茂花的青年妇女，已怀孕临产，寺田挺枪刺进她的肚腹，并顺势搅动了几下，把胎儿用刺刀挑穿出，举在空中摇了几摇，然后一下甩向人群，掉落在地，吓得人们一声惊叫。可怜的李茂花，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前后只有一个多钟头的时间，这个总共只有五六十平方米的小场园里，血流成汪，死伤者遍地。日军小队长寺田浑身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这时天色将晚，日伪军又放火烧房和抢掠财物，然后匆匆离去。日伪军在云山洼村的这场暴行，共杀死无辜民众7人，杀伤21人，其中有8人因伤重又相继死去，并烧毁房屋多间，抢去财物无数。
杨家惨案 1941年4月15日，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举办的第二期教师培训班70余人，在大田乡杨家村集训。当晚，学员们住在杨家村的民房中。4月16日（农历三月二十日）晨，从杨家村后传来两声枪响，学员们从梦中惊醒，发现夜间派出的岗哨没回来，知道出了事。派人到屋外察看，刚转过屋角，即被飞来的枪弹击中。大家发现已被敌人包围，危急中从屋内涌出，冲向东南山口，遭敌猛烈扫射，退了回来。往南山口突围，又遇阻击，部分牺牲，教育科长虞山也不幸中弹，在其爱人黎芳（教育科员）搀扶下，改变方向继续突围，二人都中弹牺牲。这时往西突围的，也被敌人堵截回来。教师手无寸铁，被端着枪的敌人赶到村东场园，逐个搜查，捆绑起来，日军又指挥汉奸把他们驱往南山。日军放火烧了场园里的柴垛和不远处的村公所，打死了1名教师和3名群众。在村南山坡的一块高地边，敌人架起机枪，对准站在坡地上的教师和群众，汉奸们也狐假虎威地持枪威吓人们跪下。突然一小伙子冲出人群即跑，不几步即中弹倒于血泊。随后，敌人枪弹如雨扫向人群，杀害了20多名教师和一些群众，鲜血染红了杨家村的南山坡。
钟楼埠惨案 1943年冬，日伪军大“扫荡”，逮捕了40余名壮年百姓，扬言都是八路，解到平度钟楼埠，用刺刀刺，棒子打，一个个推到井里溺死，然后强逼老百姓把井填平。并恐吓群众说：“你们看，这都是些八路，你们村当八路的只要赶快回家，就没有事了，否则捉着就是这样。”后来丘西一带的难属来认尸，说明原委，才知被杀的全是农民百姓。
西洼子惨案 1944年，农历十月初九，莱西、平度两县的日伪军联合“扫荡”，拂晓前，平度西洼子站岗的民兵，发现围墙有人影晃动，以为是国民党驻柳行的杂牌队伍来抢粮，向敌人投了一排手榴弹。敌立即包围了村子，发起猛烈攻击。当民兵们发现敌火力凶猛，意识到是日军时，天已渐亮，向村外转移已来不及了。敌我力量悬殊，村支书果断地指挥民兵和群众向地道转移。刚进地道，敌人即包围了洞口，向地道里打枪、投手榴弹。敌人把负伤被捉的赵玉奎，用绳子捆着，扣着脖子，逼着他爬到洞口，用绳放下洞去“劝降”。赵玉奎鼓励民兵、群众，要与敌人坚决斗争到底。日军见劝降不成，把赵玉奎提上洞来，一步一刺刀，残杀了他。敌人向洞口塞草点火，放毒气，惨无人道地毒死30余人。这次惨案全村33人罹难，有的一家门前停灵3口，其惨状目不忍睹。
迫害劳工 在工厂，日本厂主对中国工人实行军事化管制和奴化教育。生产中，中国工人被视若牛马，动辄遭到毒打、辱骂，毫无人身自由。日本还将所谓“劳工协会”作为掳掠中国劳工的大本营和转运站，以解决其因穷兵黩武而造成的国内劳力短缺，确保重点产业的开发，达到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劳工协会”是杀人魔窟，大批善良无辜的中国劳动群众经“劳工协会”转运到东北、日本，从事井下采矿、挖土、修河等繁重的苦役。据伪青岛市警察局统计，经青岛渡东北劳工1938年有33976人，1939年有119161人，1940年有145263人。日本侵略者又先后在青增设“华工赴日事务所”和“特别市劳务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对劳务工作的管理。1945年度，日伪计划由华北向外输出劳工60万人，其中输入满洲方面41万，蒙疆方面7万，华中方面6.3万，日本方面5万。对日输出之劳工均由青岛、塘沽两港出国。抗日战争前期，日本侵略者掠夺劳工主要采取廉价收买的方式，骗取大批破产农民去出卖劳动力。到了战争后期，由于大量劳工输出，华北各省劳动力日益减少，加之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失利及其对劳工的迫害，广大农民皆已不愿再去当劳工。他们便采取了更为残暴的手段，在农村实行强制性劳工名额摊派，严令“克日供出，不得玩忽”。更有甚者，日军常常借对解放区“扫荡”之机，逮捕大批无辜百姓关进劳工集中营，强行押运出境。在集中营里，劳工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加上饥饿、劳累和疾病，大批劳工丧失了生命。据一位到现场视察的伪职员给上司的报告中记载:在该协会(指劳工协会)除数日间已病死三百余名外，计现场收容人数八百六十名，罹灾者(即患病者)尚有三百三十七名。除重者二百名已送传染病院，轻病者七十三名当即督率各医分别诊察……查出五十名较重者饬令送院，经研究病源，多系缺乏饮食所致。伪青岛劳工协会的劳工集中营有大港五号码头、铁山路85号、商河路及汇泉体育场等处。大港五号码头设有水牢囚禁劳工，一个水池中塞进六七十名劳工，水深及胸，混浊冰冷，惨死在水牢的劳工甚多。铁山路85号常常囚禁七八百名劳工，编号照相立档，四周设置电网，里外都有日军监守，每隔十余天或一个月就送走一批。劳工常年穿着破烂，光脚，喝凉水，吃橡子面，一旦患上肠胃病就被送进台西嘉祥路3号的青岛市传染病院“隔离”。因大批劳工被送进传染病院，以致该院成了专门收容劳工之所。但日本人并非真心为了给劳工医治疾病，只不过是为防止丧失更多的为其卖命的劳动力而已。实际上，“该院情况仅以监视与大部工人隔离性质之收容，并无任何救治设备，又值本市水荒及缺乏西药，饮食、医疗，该协会与医院均难施行，致逾数百罹灾者焦头烂额，奄奄待毙，怨气冲天，令人目不忍睹”。院内还设立抽血站，进行残害劳工的罪恶活动。大批饥寒交迫的劳工抽血后当场昏死过去，就被扔进死尸堆中。1943年春到1944年底，平均每日收容劳工100余人，每天大量抽血，供日军伤员输血用，每日死亡10至20人，死亡率达50%以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新疆路、青海路的土坑和水沟里挖出大量劳工白骨。仅新疆路一个土坑中就发掘出十六箱之多。日寇连孩子也不放过，挖眼掏心后，再一缸缸腌制起来。日本投降后，以原日本陆军俱乐部的地下室里（现青岛市工人俱乐部）发现了这些小孩的尸体。青岛劳工无论被押运到东北还是日本，都是被送到荒山野岭从事繁重的苦力，过着非人的生活，九死一生，非死亦伤。1942年冬，平度县麻兰乡青年赵克恭等300多人被日伪军押解青岛市汇泉体育场，1943年农历初一，与2000名同胞被赶到抚顺煤矿挖煤，非人的待遇，使许多人染上痢疾后，即被装进木箱，供作日军试验。他两次逃跑，死里逃生，1943年10月20日终于返回家乡。押解去日本的劳工，大多被送到北海道矿区采矿。1940年秋，胶县农民李富志在庄稼地里被抓到青岛，与1000余名劳工同胞被装船押到日本当矿工，饥寒交迫，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经常无故遭受毒打，许多人惨死在矿井下。
经济掠夺 日本在青岛实行殖民政治统治的同时，又进行了穷凶极恶的经济掠夺，疯狂地掠夺沦陷区的资源和人力，加紧经济侵略。日本对青岛港口和胶济铁路极为重视，霸占了港口、铁路的管理使用大权。青岛港由日本海军、陆军和总领事馆统一组成的“青岛港湾委员会”接管，其中港航管理由日本海军把持，日本海军司令部下设港务局，码头业务由日本人组织的“青岛埠头事务所”（后改为“埠头株式会社”）经营。胶济铁路通车后，初由“满铁北支事务所”继由日伪华北交通公司管理。名为日伪合办，实受日方支配。铁路和港口成为日本掠夺中国经济资源的两条大动脉，借此，从山东和华北劫掠了无数的资源财富。日本特别重视“二黑二白”资源，即煤炭、矿石和棉花、食盐的劫掠。1940年，日本从青岛港掠运煤炭达120余万吨。日本占领青岛的8年中掠夺食盐216万余吨。由于日本的经济掠夺，青岛路港出现了反常的“繁荣”。1938年胶济铁路货运量仅84万多吨。两年后便猛增到260余万吨，年均增长76%。铁路货运也出现了畸形流向，即由青岛港运往日本的货物量大大超过从青岛港运往内地的货物量。至1940年，青岛港的对外贸易总值达3.2亿元，超过天津港跃居华北诸港之首。日寇为了掠夺，在青岛开辟3、4号码头，专门卸煤炭、铁矿石和钢铁，并在5号码头安装自动卸煤炭机械。同时，日本也利用港口和铁路为日军侵华战争服务。大批日军和武器装备由日本运抵青岛，再经胶济铁路转达山东及华北各地战场。1939年到1940年间，胶济铁路发送的330多万吨货物中，军需品83万多吨，到达货400多万吨中，军需品90多万吨。日本为了侵华和掠夺的需要，在入侵青岛的当月便控制了胶海关，攫取了中国关税的储存权，规定了日本在中国以海关收入偿付外债和赔款方面的优先权。通过控制胶海关获得大批进口物资免税特权。日本垄断资产阶级还采取卑鄙而狠毒的手段，摧残青岛的中国民族工商业。他们或蛮横霸占、“军管”据为己有，或以“合作”为名蚕食侵吞，或低价收买中国民族工商业。1938年青岛沦陷后，日本侵略者首先以196万元的低价收买了唯一的一家民族纺织厂一一华新纱厂，接着又以14万元将利生铁工厂买去；将中国海军工厂、港湾局工场、中国瓦斯工厂、四方机厂、华资冀鲁针厂等占领军管；在面粉业方面，将中兴面粉厂买去；在榨油业，将义利油厂强买；在烟草业，将山东草烟公司买去。1939年3月，日本将华资中国颜料工厂、阳本印染工厂强买；将益丰火柴厂军管；将茂昌蛋粉公司军管，后又改为“中日合办”。此外，橡胶等行业工厂也先后被日本强买。当时，未被日本侵略者“军管理”、强买或“合办”的民族资本工厂仅有双蚨面粉公司、华北酒精厂、振业火柴厂等寥寥几家。
日本帝国主义还采取增设或扩建新公司和同类工厂的办法，排斥和打击青岛民族企业。1938年至1943年6年间，日本在青岛开设的工厂达130余家。1939年一年时间，日本在青岛新建的制造工厂就达50余家，新开设的公司商店达286个。连商业资本在内，这一年日本在青岛的总投资额达1000万元以上。战前，日本人在青岛的机械工厂仅7家，到1944年已发展到29家，并建立了规模较大的青岛工厂、丰田式铁工厂等，垄断了青岛的机械工业。1946年，在青岛的日资企业达206家，总资本达8亿余元。而1946年底，青岛民族资本企业的资本总额1.7亿元，仅占青岛日商资本的21.3%。据1943年统计，青岛市工业经济指标中实出资本总额6.3亿元，生产总额8亿元，其中日资与“中日合办”企业的资本额高达5.6亿元，生产额6.7亿元，分别占当年青岛市工业总资本的88.9%和生产总额的83.8%。日资企业在青岛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完全控制了青岛的经济命脉。
主要参考书目：
1.《日本侵略青岛纪实》，青岛市档案馆编。
2．《青岛市大事记史料》（上册），青岛档案馆、青岛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编。
3．《青岛文史撷英》（德日占领、军政风云），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4．《平度县志》，平度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5．《日本一战期间侵占青岛罪行纪实》，张荣大、张树枫等著。
日军在青暴行点滴
潘积仁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占青岛，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其间虽然经过北洋军阀及国民党16年的统治，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于青岛，除了明火执仗的军事占领稍有间歇外，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却始终没有停止。日本军队、特务、警察、领事、资本家及其浪人，在青岛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里仅从档案中选出几个案件，简述如下。
日人残暴 勒死渔工 1927年1月27日，正值隆冬季节，年关将近。青岛日商经营之西村洋行(经营渔业)，突然派人到本埠区赵家村，通知该行渔工赵玉连之亲属，声称“赵玉连于20日夜间已在‘第一山丸’船上跌伤身死”，并令赶往领尸掩埋。
赵玉连时年26岁，父母年迈，哥哥有病，弟弟尚幼，“数口之家胥赖其一人雇佣为生”，生活十分贫苦。是年1月初，赵玉连为生活所迫，到青岛西村洋行充当渔工。该行有两艘捕鱼小轮船，分别名为第一、第二“山丸”。赵玉连系1月20日随同‘第二山丸’渔轮出海的。
赵玉连之亲属闻此噩耗，情知赵死得不明，于是立报水上警察分所，转报青岛地方检察厅莅场会验，复邀同青岛律师公会会长李×诸人上船检视。见死者赵玉连尸体业经该船日人移卧榻上，眼眶口鼻有血，左腮青赤肿起，面目肿胀，下颌有勒痕一道，赤晕血荫，两手曲拳，肚腹膨胀，确实是被勒死的，根本不是“跌伤致死”。赵之亲属正在具呈商埠局诉请提出交涉间，谁知该日人等乃于28日夜间竟将死者尸体擅由该船移至西村洋行院内，该船开驶出港远遁。日领事并用恫吓言词，迭催尸兄赵××领尸埋葬，企图速了此案，蒙混过关。
日人之残暴行径，激起青岛人民强烈愤慨。青岛市民公会、青岛中国青年会、青岛律师公会暨青岛即墨同乡会等团体，联合发表通电，要求北京及山东军阀当局与日方交涉，并号召各界“一致援助，务达惩凶、道歉、抚恤之目的”。然而对如此重大案件，终不见官厅有任何举措，呼吁者尽管唇焦舌干，作案者依然逍遥法外。一桩人命案子，如同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凶殴车夫 打伤警察 1927年，国民党军队北上，日本帝国主义无视中国主权，借口保侨，先后两次出兵山东，分别于5月底和7月中旬在青岛登陆，并不顾中国当局迭次抗议，随意在市内装置电台，驾设电线，在后海沿修筑浮桥，并于市郊设施军事工程。一时间，日军横行于市内外，青岛人民惨遭凌辱。
据当时第二警察署长孙××给商埠警察厅的一份报告中记载:“本月(七月)20日下午5时余，市场三路日本电影院门前，有一车夫向一日本海军讨要车资(日兵乘坐该车夫所拉之洋车至此)，被日本海军多名打伤甚重。附近守望警潘××前往排解，亦被殴打，并将军衣撕烂。该警乃电报该管区第一分驻所，该所即派巡警孙××前往查看，又被日兵群起殴打。巡警孙××、潘××……被日兵赶至市场二路门牌39号日商中井商店门前殴打，该警等即鸣笛示警，商场商警吕××等闻声赶到，又被日兵用绳捆起群殴，并鸣枪一声。斯时该日兵等即将受伤巡警孙××架上汽车，开赴胶州路第一分驻所，该所门岗高××服务所持之三八式步枪一枝，子弹二十粒，皮腰带一条，皮子弹盒两个，均被夺去。继到海泊路该所宿舍，适巡警陈××因病卧于床上，被日兵殴伤甚重，遂又将该警架上汽车，开往日本居留民团。临行时并拿去警刀三把。斯时胶州路东首围绕第一分驻所附近及市场三路有日兵若干人，满布散兵线式岗位。第五分驻所堂邑路第三十守望警王××进电话局往本署电话报告，出来被日兵瞥见，将其服务佩带之二六式手枪一枝，警刀一把夺去。本署接电后立派巡官徐××驰往肇事地点查看情形，见巡警吕××受伤躺卧马路上。”作案日兵已溜进日本居留民团，关门大吉，警察当局要求进去探视伤警，日兵拒不放进。
日军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动用武力，行凶打人，实属狂妄至极。这一残暴事件，很快轰动全国，各地人民对此极表愤慨，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军暴行，要求当局与日方严重交涉，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抚恤伤者，以平民愤。但山东军阀张宗昌及其在青岛的代理人赵琪，本来就恃日本之扶植而称霸山东青岛，自然动不得日兵半根毫毛，只迫不得已向日方提了几条抗议，便无声无息了。
凶悍日军 殴辱学生 1936年冬，青岛日商各厂工人相继掀起反帝大罢工，日军以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为名，派军舰抵达青岛。12月3日黎明前，上千名日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后，立即开赴日商各厂，镇压工人。其汽车满载武装士兵，在街上横冲直撞，市内主要马路，日本岗哨密布，对行人恣加殴辱，连小学生也不放过。仅在日军登陆之当天，就发生殴辱学生事件二十多起。
据市立黄台路小学校长王××是日报告:该校学生陈×ד兄弟二人于本月3日午后4时余，放学回家，行经辽宁路铃木丝厂门前，迎面走来日兵四名，首以日语辱骂，继即追上该生等，强令跪下，该生等不从，日兵又横加威吓、殴辱，俟该生等被迫跪下后，彼等始大笑而去”。
又据市立北平路小学校长朱××报告:该校学生李××，男，11岁，上学“路经馆陶路中段，忽有日兵一名拦路赶打。当时该生被追，即向前疾奔，跌在街上，将唇部跌破”。
另据市立绥远路小学校长毕××报称:是日晨，“本校学生来校时，被日兵殴辱者共20名”。日兵对学生用拳打，用脚踢，用枪托捣，有的在大街将女学生搜身检查，并加以威吓和辱骂。这些受辱挨打学生中，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8岁。如此小小孩童，竟无辜遭日兵殴辱，实为举世罕闻。
而面对日军如此野蛮行径，国民党青岛市当局束手无策，日军也根本不将其放在眼里。同日凌晨，日军包抄了国民党市党部和胶济路特别党部等机关，那些大官员们早已躲身他处。日军将二党部捣毁，劫走文卷，并擅自捕走了数名职员和工人。市长沈鸿烈于当日向日领事宣称:“贵我双方素笃友谊，本市中日两国人民，彼此相处亦极融洽，今忽出此意外，本府不胜遗憾。”并为掩人耳目，也假惺惺地向日方表示抗议。但在六天之后(10日)给日领事又一公函中，却闭口不提日军在青犯下之种种暴行，而对日方提出各种无理要求，答以“自允照办”，活显出一副奴才相。
日商渔轮 撞毁民船 日军于1938年侵占青岛后，本来就逞凶青岛的日本侨商，更加有恃无恐。当时整个胶州湾及青岛近海，完全受日军严密控制，日本的大小军舰、商船和渔轮，在青岛港出进自如，在海上横冲直撞。而中国民船进出港口，却必须恪遵日人所订各种规章，受到严格检查，稍有不从，即有船毁人亡之虞。
据《青岛治安维持会经办事项择要报告》中记载:“本年(1938年)三月十六日，由日照驶帆船(名‘老太平’)来青，行至团岛无线电台附近，突有日人鱼行之汽轮迎面而来，以风船行驶迟钝，躲避不及，致被该轮将船撞断，压于轮底。乘客24人仅救出19人，又捞出死尸1具，其余4人均打捞无踪。所装花生米50包，猪两口，以及行李多件均已漂没。”
事件发生后，受害人曾向青岛伪当局控诉，要求与日方严重交涉，赔偿一切损失，并给予抚恤。然而日本驻青领事对此不但拒不认罪，反而声称:“此案发生之原因，系帆船‘太平’号蔑视帝国海军之禁令，于夜间航行不悬挂《海上冲突预防法》所规定之船灯，并惑于目前利益，蔑视船舶之安全……其不法之行为至为明了。”真是咄咄怪事，中国民船在中国领海上行驶，却被日人指责为“不法之行为”!
日领事馆还宣称:“对于本案冲突事件所发生之损害，渔船‘桂丸’方面并无何等赔偿之责任。”日领事馆如此蛮不讲理，却又装出一副慈善面孔，说什么“本馆为顾全人道主义起见，对于被害者饬由‘桂丸’船主支出若干吊慰金，以资抚恤”。于是由日船主拿出500元，由警察部负责交给船主和货主等。五条人命，一条帆船，那么多物资，就这样以500元钱草草结案了。
罗织罪名 劫夺商民 1944年，抗日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日本侵略军为作垂死挣扎，实行严格的统制经济。凡被认为可作军用的物资，一律禁止出口，以阻止流入抗日根据地，而专供日军侵略之用。对于本市商民，动辄以违犯统制政策等罪名而查封、没收其财产，或者施行人身逮捕。有关此类案件档案中累有记载，今择其一以见一斑。
据当时济南路“成德昌”麻袋庄经理人王××控告:“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4月18日晨，日本宪兵队班长山田、大冢及翻译张安东(朝鲜人)、张××等数人，到济南路‘成德昌’本柜，将所有物资查封，并将长子××、次之××及司账王××三人带往馆陶路宪兵队，严刑拷打……将我所有之麻袋48110条，麻线2518斤，麻绳906斤，杭麻11034斤，水胶19365斤，均于三十三年6月14日被‘青岛地区合作社’日人福北运至该社及骨胶同业会。全部物资值时价一千五六百万元，竟被作价六十万元，并勒令由六十万元中，提出七成‘献金’(向日军)。”该商受此打击不得不停止营业。在日本侵略军横行霸道的岁月，该商满腹怨限无处诉，只能听任日寇恣意摆布。
日寇投降后，该商曾向国民党当局起诉，满以为可以出出怨气，孰知国民党青岛市各有关当局，推来推去，一直拖到1946年下半年，而当年作恶的罪魁，此时有的已死亡，有的已回国，或逃之夭夭，无法追究了。
(本文系根据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整理。)
斑斑血泪 九死一生——我被日军抓劳工的回忆
王子欣
我叫王子欣，是平度县旧店镇北庙东村人，今年77岁。回想起我在1942年，被日本侵略军抓“劳工”的那段苦日子，真没敢指望还能够活到今日。
1942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第五个年头。随着战争的消耗，其国力人力濒临枯竭。于是，侵华日军更加疯狂，除在我国沦陷区大肆搜刮各种物资财富和抽丁拉夫外，还对我抗日根据地残酷地进行梳篦式的拉网“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并抓掳大批青壮年农民发往东北、日本做“劳工”。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们根本不把这些“劳工”当人待，冻、饿、累死者比比皆是。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十四日(农历)，青岛、胶县、高密、平度城等地的日、伪军分进合击，对我大泽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拉网“扫荡”。天空中有日本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地面上有日、伪军以密集的队形包围搜索。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燃起大火，真是狼烟四起，战祸遍地。那时，我在马疃(现属石桥乡)完全小学任教导主任工作。这天一早发现敌情后，我就往西北山里转移，当我奔走了十多里路，进了我老家北庙东村没一袋烟工夫，有一股日伪军就窜进了我村。他们一个个像凶煞神一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硬把俺村的人都赶到东大场园里，扬言:“谁躲在家里被搜出来，格杀勿论!”我也被他们赶了去。村东头大场园里挤满了人，四周站着端枪的日伪军。有个腰挂指挥刀的日军官给讲了一通似懂非懂的话，意思是:妇女、小孩统统不要，只要男青壮年，去修工事，修好就叫回家……于是，先放走了妇女、小孩，接着就把我们这些男青壮年都绑起来带走。出村北行约2华里，来到原旧店金矿大院。在这里，日伪军又把我们分开——长胡须的站到一边，没长胡须的站到另一边。我想抢站到长胡须人的那边去，结果，被一个日本兵发现，当场打了我几耳光，把我绑得更结实了。
经过这样分拨之后，我们几十个没长胡须的青壮年，被押着往下山的回路走，当天晚上到了旧店，被圈在该村南头的一个大院里过的夜。他们不给我们饭吃，天冷地冻，心烦肚饿，只找到些生地瓜、花生充饥，好歹熬到了天亮。第二天，我们又被押解着途经小庄到了大王头村(现两目乡)，晚上仍被圈在该村的一个大院里住宿，还是水、饭不给一点，又冻又饿。当晚不少人冒死逃出了魔掌。第三天，又把我们押解到流河村(现两目乡)，晚上赶进六间空房屋里，还是吃、喝都不给。东三间屋里多是旧店村人，因房墙是土打的，他们一齐心，每人撒了一泡尿，借湿气挖墙，挖开个洞先后逃了出去。我们剩下的人，在第五天傍晚被押到平度城关进牢房。此时，我们都几天没吃顿饱饭了，个个饿得发昏，但他们还是不管不问。在这里住了一宿，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就用汽车把我们送往青岛体育场，关进看台下的小房子里。当时，这里简直是人间地狱，关押着从胶东解放区抓来的“劳工”、难胞五六千人之多。隆冬数九，我们既无棉衣御寒，又缺食物果腹，再加日伪军的非刑拷打和摧残，死者甚多。死一个，他们就胡乱地用破衣碎席一卷，推到一边放着，每天 早、晚用汽车一起拉出去扔到海里。惨死的同胞暴体露肤，其状目不忍睹……
我们住在这里，每天只给半斤地瓜吃。每当供饭时，一个伪军分发，两个日本兵监督。他俩各自手执一根木棒，有谁接不住给扔来的一块地瓜，等掉到地上再去拣，就会被诬为小偷，招惹乱棒痛打。当时正值隆冬天气，滴水成冰，他们还经常给所谓这类的“小偷”剥光全身的衣服，在体育场上赶着打。一个日本兵打累了再换另一个，直到把人打昏或冻僵倒下才肯罢休。更为惨无人道的是，他们以地瓜或窝窝头等可吃之物作诱饵，强迫这些被饿得半死的“劳工”学猫叫、狗咬、兔子蹦；末了，他们还总是故意把一点可吃的东西扔进“劳工”群里，招引大家哄抢压摞。就这样，经常有人被压死，日本兵见了却总是捧腹大笑不止。每当见到这种情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苦滋味。
我们在这里大约住了一个多月，于这年的农历腊月中旬，就被赶上船外运，经过三天三夜，到了抚顺煤矿万大屋矿区。因为我们这些被抓来的“劳工”，已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非人生活，个个破衣烂衫，垢头灰面，身上长满了虱子、跳蚤。因此，我们一到，日军就强迫着“消毒”——把每个人的全身衣服剥光，一个个赤条条地等在院子里，衣服收到屋内去。那正是农历腊月下旬天气，东北的气候又特别寒冷，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一个多钟头过去了，还没“消毒”好。这时不少人被冻得手脚乱颤，浑身发紫，有的被冻僵爬不起来了……可是，没想到这时又逼着我们排队洗澡——他们把四口大缸盛满水，日本兵手持水瓢，每两个守住一口缸，然后日本兵就用瓢舀水向我们身上浇，水一浇上，全身像刀割一样的疼痛，不多时就冻成了冰凌。就这样，当他们把衣服“消毒”好以后，拿出来要大家认领时，有三个人的衣服、鞋、袜全找不到了。可是日伪军根本不管不问，硬是把这三位赤身裸体的同胞一起赶往挖煤工区。听说后来就那么被活活冻死了。
农历腊月二十九日这天，是这年的除夕。日本兵却硬赶着我们下矿，说是下去“见见喜”，明年多挖煤。我随大伙下去一看，真觉汗毛直竖，心惊肉跳——那煤矿像黑洞洞的墓穴，伸手不见五指，手摸到的，脚触到的，尽是些烂泥堆和积水，一不小心就会被砸死、淹死。矿内通风设备也不好，简直使人窒息一般……我边看边想，怪不得天天有人在煤洞里死去，然后被运到洞口扔掉，致使煤洞口老有偌多红眼狗围着争食。自己身体那么孱弱，哪能承受得了这种苦活，说不定啥时就会遭到同样下场……由于愁苦交加，刚到正月初三我就病倒了，直到正月十六日病才有点好转。于是，在这天晚上，我和俺村王书良秘商:要赶紧逃出去，要不等正式下了煤洞就再没指望了。就这样，我俩找上俺村的王洪刚、王京欣、王书敖、于宝善共六人，于当夜一起逃离了万大屋煤矿工区。天气寒冷，再加人地两生，胡乱走了三天三夜，才赶到了相隔只有90华里的沈阳市。因为我们都没有证件，好说歹说才在一家店里暂且住下。为交付住店房费和弄口好吃的，别的门路没有，只好又到日办的满州铁矿当扛力，白天去矿上劳动，晚上回到店房住宿。饥饿、烦躁、寒冷、活累，还不到两天，王书良就害了痢疾病，并且日益加重。正月二十一日晚上连续发了几个昏，差点儿没死去。但我们举目无亲，手中又无分文，叫天不灵，喊地不应，就只能这么眼巴巴地看着他。正月二十二日他实在病得不行了，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掉眼泪。我见他实在可怜，鼻子一酸也不觉抽泣起来。我说:“兄弟，你还有什么挂心事，现在就对当哥的说说吧。”他听了断断续续地说:“我不行了……一定给家里传个信……”说完，就闭上眼睛与世长辞了。我们五个人这可慌了手脚，一齐守着大哭起来，结果惊动了店主人，尽管天在下着小雪，他却硬要我们赶快把尸搬出去。须知，店主人也是担惊受怕有难处啊!还好，他借给我们一张铁锨，于是，我把死去的王书良背着，大家一齐托扶着，不敢走大街，顺着路灯的阴影下，向东走出里把路，遇个煤灰场，就在那里铲坑把他掩埋了。我们个个心里万分悲痛。回店后，店主人怎么也不准我们再往下去，没法，第二天一早，我们五个穿着单鞋，踩着一尺多深的积雪，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向沈阳西南25里的“收兵场”走去。路上深一步浅一步，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个个弄得像雪人一样，谁饿昏了就填口雪吃。就这样，离沈阳走了不到5里路，王洪刚又活活地冻饿而死在大路旁。我们又一齐围着大哭了一场，然后用手挖开积雪掩埋了他的尸体。我们深知，他们的死都是残暴的日本侵略军给造成的!
后来，我们四人好歹挣扎到了“收兵场”。我先雇给一个董姓家干零活。王书敖因腿肿干不得活，就在村后一座破庙里存身避风寒，行乞讨饭。因为饥寒交迫，他曾连续上了三次吊，都未死去。后来，他独自去他处讨饭，一去无回，至今音信全无。王京欣也和他一样，说是去别处另谋生路，但一去再无音讯。惟有于宝善来找过我，说他有个舅子在沈阳，他老婆明天一早就来给他送东西吃，并准备安排他在沈阳他舅子家养病……我听了满心欢喜，并为他庆幸。第二天一早，我就前去给他送行；可是直等到天晌，也没见到他老婆的影子。他一急，便东倒西歪地向沈阳方向奔去……这时我才弄明白，他是饿昏了，在痴说痴道啊!可是我怎么也劝阻不了他，他走了，走向茫茫的荒原……
到这时，我们一起逃出的六个人只剩我一个人了。正在我孤苦伶仃、悲愁交加之际，竟遇到了原平度县教育科郭子明老师。患难中异地逢乡亲，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我兴奋极了!听他说原在平度县第九区任武装部长的刘德礼也被抓“劳工”逃到这里。于是，当晚我们三人就找到一起，经过商量，于第二天就各自找雇主结算了工钱，然后结伙去了大连。我们在“闯关东”的老乡亲崔振云家寄住着，白天外出当小工维生。谁想，没多久，刘德礼就被一个熟悉他的坏人，向日本宪兵队告发了，他被捕了。不久，郭子明也被日宪兵抓走。这时，我在锦州打零工，对他们在大连的事一点不知。一天，忽然有个人来找我，说:“郭子明已在大连通过他舅子搞到了回山东老家的证明，要你赶快返大连，以便结伴回家。”我一听，真是喜不胜收，哪里还肯去细想，连工钱也顾不上结算，就匆忙赶回大连崔振云家。可是，哪里有郭子明!我受骗上当了。约在过午3点钟左右，进来俩人，没说几句话，就给我铐上了手铐，并骂道:“他妈的!你们三个八路已捉了两个，捉到你就全案了!”边骂边把我拉到门外，推上一辆马车，转弯抹角地押到一幢三层楼上。时已深夜，他们简单地审问了几句，把我绑紧拴牢就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押进西岗衙门牢房。接着，就进行审讯，逼问我是不是教师。我不承认，他们就把我按倒在一个像杀猪床似的架子上，四肢绑紧，仰面朝天，再用卡子给把头卡住，丝毫动弹不得。然后，就用一条胶皮管子对着嘴给喷灌凉水。这时，我自觉闭着嘴憋得不行，一张嘴水就灌了进去，呛得人没法抗，那个难受的滋味没法提了。我很快就被灌昏了过去，等醒来时，已躺在牢房里了。以后听监友们说:“待水灌满了肚子，两个日本兵再用杠子给挤压倒吐出来，然后由两个人架着走一会，看苏醒了，就拖扔回牢房。”我先后被他们审问了15次，也就是被灌了15次凉水，昏死了15次。其实，刘德礼、郭子明二人早就说我是教师了。日宪兵一再逼问我，只不过看我是否说实话而已。接着，他们又逼问我“是不是逃跑的‘劳工’”，“是不是跑回去向八路军报告情况”，“是不是摸进沈阳、大连、锦州等地刺探日本皇军的情报”等等。他们如野兽一般，根据不讲道理，要么就非刑拷打、灌凉水。后来，我干脆豁出这百来斤了，给他个一问三不知。于是，他们就把我押回牢房，以常法来折磨——让我和监友们眼睛平视，脸朝一个方向，一个挨一个地坐着，有谁动一动就挨皮鞭抽；更要命的是每天只给4两水喝，这比每人每天只给4两橡子面吃还难熬，人人的嘴唇都干裂得开了口子。在牢房西北角的不远处，有个冲厕所用的龙头能拧出水。一天，一个监友干渴得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想去弄口水喝。不料，被一个外号“活阎王”的日本兵老远瞧见了，不知是他没看真切还是故意刁难我，他走过来硬说是我偷水，逼我双手高擎着三四十斤重的太师椅，罚我的站。时间一长我浑身淌汗，手脚乱颤。但是只要一摇晃，日军就用铁棍子敲。那一天我前后被打了四十多铁棍子，浑身皮开肉绽，直到后来昏倒了他才肯罢休。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可累累伤疤还依然留在身上。
后来，他们看看实在捞不到什么情况，便叫我和刘德礼、郭子明会面了，并说于这天过午就让我们回家。我心想:回家?那一定是回“老家”了!回就回吧，不就是一死嘛!等着挨就是了。过午一点半钟左右，走来几个日伪军，其中有个王翻译，非要我们唱支歌听不行。我们三人互相看了一眼，意思是唱就唱吧，反正不过如此而已!于是，刘德礼先唱了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唱了支《不识字真不好》，郭子明就唱了曲《沂蒙山小调》。之后，还要我们合唱，我们索性唱起了《为自由我们战斗》——“为自由我们战斗!联合全世界上正义的朋友，怒吼!冲击!向法西斯强盗。我们决心要创造幸福的日子，走幸福的大道，叫残酷的侵略者死在我们的铁手。战斗!我们战斗!为自由……”(因时隔多年，歌词记忆不确)听了我们的歌唱，几个伪军、特别是那个王翻译在拍手叫好，几个日军听不懂也跟着傻笑。然后便让我们认领了各自的破烂东西，有几个日伪军冒着小雨，把我们押上了火车，并声称要送我们到北大荒种地去。直到这时，我们三人才解除了被枪杀的念头。坐了一段时间的火车，不想，我们又被送回了抚顺煤矿。回矿后，我又被安排到原五区住房，难友们都为我逃跑不成而遗憾。第二天，“工头”就带我去见日酋美田，他上来就狠狠打了我两耳光，说我“大大的坏”，并亲手把我交给了“劳工”六班长。这六班长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连长，也是被俘虏到这里当“劳工”的。他见我病弱，分配我一些轻活干，月余，见我的身体康复了，便又叫我下洞挖煤。
这次下到煤洞，给我派的活是扛水管冲沙子垫凹，整日被弄得满身泥浆，一不小心就会被滑跌在泥水里。这满身的泥水在洞内尚可，一出洞就冻得受不了……日本侵略军简直不拿我们当人待。1944年春节刚过，我的双脚终于全被冻坏，不能下煤洞了。就是这样也不准我养息，因为他们已知我当过教师，就安排我帮一位马先生写写算算。这位马先生可是个好心人，同情我，还极称赞我写的毛笔字，对我很有点悲天悯人的样子。他虽然在人前表示我们之间关系平常，但背后里却十分亲近，问我家乡住处、家中人口以及在家职业等事。后来，他悄悄塞给我一封信，我连忙找背人处拆开一看，啊!竟是我家中的来信。信中告诉我在沈阳的诸位乡亲的姓名、住址，有陶家寨村的陶成民，在傅民德玻璃铺；南黄同村史书文和小沽洄村刘进攻，在北岭飞机场；旧店村张法德在铁西酒馆……并要我迅速和他们取得联系，以便得到帮助早日返回家乡，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勇气和信心。1944年的农历正月十六日，我又一次逃出虎口，在沈阳诸亲友的资助和疏通下，办理好有关方面的手续，乘车、搭船、步行赶路，水陆不停，昼夜兼程，终于在正月二十六日回到了可爱的家乡北庙东村。当一看到我所熟悉的田园、房舍、村树，见到我朝思暮想的二老双亲和家人，禁不住失声地痛哭起来。街坊上的父老乡亲也都来为我庆幸，看望我，抚慰我，人来人往，多日不断，我自觉又重新回到了人间……
几天之后，区教育助理杨芳同志前来探视、慰问我，并动员我继续做战时小学教育工作。我慨然允诺，立即奉调先后去南庙东、北黄同两村任教。白天教学生识字和宣传抗日救国，晚上就和邻村教师组织起来，摸到旧店日伪军据点写标语、撒传单。这虽有一定危险，但我甘愿冒死不辞。因为我亲身尝到了被日本侵略军抓“劳工”受奴役的痛苦，决心不当亡国奴!
（林美欣 张甲训 杨成金 整理）
日军流亭飞机场二三事胡孝桃 张泽善
流亭飞机场亦称白沙机场、女姑口机场，南邻白沙河，北毗安乐、台上诸村，西接胶济铁路女姑口站，东北靠流亭、夏家庄，东南连仙家寨，1938年起日寇侵占青岛时修建。有关机场的历史，曾查阅有关史料并访问过知情人，但为时久远，知情者多已作古，仅据所获零散资料连缀成文，谬误之处，望识者指正。
强占民地修机场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青岛早已虎视眈眈，1937年“七七”事变后，更加垂涎三尺。是年12月末，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火烧四沧一带的日本纱厂，顿时烈火腾空，浓烟滚滚。正在此时，流亭集上(约农历十一月廿六日)人群熙来攘往，有一迎亲花轿在黄家坊子(饭店，以下同)门外大街上停留，突然，一架日本飞机自北而南低空掠过，只听“轰”的一声，一枚约50磅的炸弹落地开花，当场炸死三人，人们惊吓不已。老年人说:“大艰不艰，大乱不乱，就怕倭狗(按，指日本狗子)上岸。”果然，1938年1月10日，日军海军在山东头登陆，再次侵占青岛，一场灾难降临了。1月17日以汉奸赵琪为首的“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就在这一年维持会贴出布告，强令小赵村(亦称东赵村)、白沙河、官泊村的村民全部迁走，占地修建军用飞机场。村民们自知失去土地，难以为生，迟迟拖而不动，无奈日伪军、汉奸步步紧逼，只得扶老携幼，含泪离乡。多数人去即墨投亲靠友，安家度日，少数人在机场北部的安乐桥附近扎起窝棚栖身，久之形成了今日的安乐村。当时，被迫迁移的村民有三四百户，挖掘迁出村民祖茔棺墓510多具，强迫圈占土地1100余亩。女姑乡前台村村长刘锡恩等1941年春给日伪青岛市公署的呈文中有如下的记述:“皇军建飞机场继续占用农田三十二亩六分七厘，折合税亩四十九亩零五毫，合银一两五钱六分一厘毫……请准予自三十年(按，即时1941年)第一期起豁免粮银。”可见，除小赵村、官泊村、白沙村的土地外，还有周围赵村、王家女姑、高家台、刘家台、南城阳等各村的土地。
村民迁走后，日军拆除房屋，铲平坟地，是年秋季动工修建。所需石工、木工、瓦工及壮工等，均由各村摊派，每日上工数千名。民工在机场周围扎窝棚住宿，列南北二排，每棚住五六十人，在机场西部的窝棚，东西走向，南北排列，长约二百多米。民工在现场干活，有日兵监工，这些鬼子手持木棍往返巡逻，开口就骂，举棍便打，“叭嘎”骂声不绝于耳，民工被打致伤致残者时有发生。久之，民工们想出了怠工应付的办法，在铺装飞机跑道乱石时，表面填满，下面悬空，修成后路面下陷，凹凸不平，逼得鬼子连年修补。机场所用石料，在仙家寨村北就地开采，用轻便铁轨装“轱辘马”运来。大约在1940年竣工。
场内设施，除营房、仓库等建筑物外，还有南北向长220米的跑道、滑行道、停机坪及塔台二座、油库一座、通讯站一处。机场西部还设有与女姑口站接轨的军用专线两股，常有油罐车在此停留。机场有西南门、东南门、东北门各一座，门两侧有碉堡，有卫兵看守。在机场外的东部、北部庙头村、夏家庄等处，1944年建有隐藏飞机的机库(俗称机窝)数个，直接连通机场跑道。机库为半球形，钢筋水泥制成，上面伪装草坪，口向机场，由空中俯视宛如一座坟墓，遇有空袭将飞机拖进隐藏。
机场修成后，驻军及飞机数量不详，但在女姑口车站可见机场西部停有飞机一排，不过那是木头制作涂上颜色的冒牌货，虚张声势而已。
穷凶极恶 乱杀无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在青岛地区加强统治，1942年3月30日实行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实施“剿共自卫”。4月28日，日伪军又联合在青岛周围“讨伐”。在此期间，日军在机场北部的于家疃制造了一起杀人事件。
1942年农历四月底杏子初红的时候，流亭机场的日军荷枪实弹外出“剿共”，其中四五名来到于家疃，贼头贼脑沿街串行，忽见一棵红杏伸出墙外，欲吃红杏而进入一于姓人家，见有新媳妇在房，顿生邪念。一个说:“妖细!花姑娘的好!”之后围住媳妇，欲施兽行。媳妇公爹见状，急忙夺门而出跑向村西，边跑边喊“救人”，鬼子兵随后追来，在村中娘娘庙处开枪射击，伤其一臂，鲜血直流，沿小沟奔向其亲戚家躲藏。鬼子追至村西，不见人影，乃闯入一户人家，见一男子(乳名于连东)藏在桌子底下，随即拖出来说:“你的大大的坏了，八路的干活。”接着枪捣、脚踢、灌汽油，最后押送城阳日本宪兵队，用刺刀活活捅死。此时，村中一片恐怖，老百姓闭门不出，鬼子兵到处抓人。恰巧，于连东之兄从村西东果园村归来。行至北后楼村西头水湾处被鬼子枪杀。一会儿，又有一人(乳名于小成)，从于家疃向西跑去，亦被鬼子开枪打死。
总计，这一事件无辜百姓死三名、伤一名，鬼子以“赫赫战果”窜回机场，留给于家疃的是鲜血、尸体和苦主的悲痛、百姓的万般仇恨。
抗日军民痛恨鬼子兵 日军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崂山抗日军民的愤慨，他们立志向鬼子讨还血债!
1943年，国民党游击队隋永部锄奸团在惜福镇、流亭一带活动，这年夏季的一天，锄奸团特务二大队派王和亭和孙某去流亭伺机行事。这一天正是流亭集，他俩头戴苇笠，身着便褂，背着篓子(内放匣子枪)在集市侦察。大约在半头晌，从机场东北门碉堡内走出日兵6名，在集市持枪巡逻，不久返回。中午时分，又有日兵两名从上述碉堡走出，头载钢盔，身穿黄军服，脚穿反毛高腰皮鞋，斜背着马盖枪，腰挂子弹盒，大摇大摆地走入集市。王和亭等立即尾随其后，当日兵行至一瓜摊处弯腰取瓜时，王和亭向孙某示意动手，孙某掏出匣子枪，对准日兵脑袋，只听“扑哧”一声，日兵倒在地上。与此同时，王和亭也一枪结果了另一个日兵的性命。二人分头摘取日兵的钢盔、马盖子枪、子弹盒，当空鸣枪二响，人群大乱，趁此机会他俩沿流亭河南岸向东跑去，一口气跑回李辛村向特务二大队交了差。此举大快人心，既打击了日兵的嚣张气焰，又为崂山人民出了气，至今传为美谈。
机场的日军、流亭的伪警、伪军听到枪声，纷纷相互询问，及至弄清情况，从女姑口到城阳的日军纷纷出动抓人。此时，集市已散，只收回两具日军尸体。随后日军、伪军在交通路口盘查行人，当天下午在城阳火车站抓到可疑人七名。第二天查明七人中有青岛商号学徒工五名、长工一名，另一名即胡孝桃，系日本经营的亚细亚饭店(即东海饭店)洗衣工。这些人都有居住证，是在城阳车站准备乘车回青岛的，结果均被释放。
1944年，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的败局已定，为准备从仰口湾逃跑的后路，确定扩大机场设施。7月10日通过日伪青岛市政府及工务总署圈占租用仙家寨村南和村北刘永煅等138户的农田120余亩，拟建机场无线电台及飞机仓库之用，但战事步步吃紧，已无力施工。1945年春，又从女姑口车站修建经机场北部、流亭、夏庄、华阴至大崂的铁路一条(据传，拟修至仰口)，长20公里，当铺轨至华阴时，日本宣告投降。当时，日军白天铺轨，夜晚抗日军民拆除抬走，搞得他们焦头烂额，顾此失彼。
步步败退挨轰炸 1945年初，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分路攻入德国本土。同年春夏之交，美国B29飞机两架在青岛大港上空投弹轰炸日本舰只。大约7月中旬的一天，美国B29飞机又轰炸流亭机场，此时笔者在青岛礼贤中学上学，正在城阳度暑假，亲眼目睹了这件快事:那天上午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9时左右，忽闻飞机轰鸣声，立即搭梯在墙头观看，只见一架飞机在流亭机场上空撒一白圈，接着第二架飞机在圈内投弹，随即一声巨响，油库中弹爆炸，黑烟升空，火焰四射。之后低空扫射场内机群，那些木头飞机立即陷入一片火海。机场内日本飞机根本没敢起飞迎战。
轰炸机场之后，B29飞机又飞临城阳火车站上空，轮番扫射一辆机车。那机车忽而前进，忽而后退，躲藏到车站外筑起的石料夹墙内。事后看到墙上弹痕累累，拣到的铜质机枪弹壳长约20厘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了对流亭机场的统治。
日本宪兵队镇压中学教员纪实
赵常春
日伪时期，青岛人民一提到日本宪兵队，无不谈虎色变。如果谁的亲友被宪兵队抓了去，更是提心吊胆，惶惶不安!
本来，宪兵队的职权是管理军警方面发生纠纷的案件，可是当时的日本宪兵队却无所不管，伪政权的公安和司法部门，对宪兵队的所作所为，都无权过问。1944年，日伪统治已面临穷途末路的时候，实施了所谓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宪兵队也就更加疯狂凶残。那年3月20日夜间，宪兵队对青岛市中学方面，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镇压。当夜全市戒严，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无故闯进一部分教师家中，搜查书籍信件后，将人押赴日本宪兵队。当时我们一起被捕的人当中，青岛市市立中学的有校长王筱房和我，女中的有校长丁秀玲和杨、凌二位老师，师范学校的有教务主任潘颖舒和赵筱山，还有其他中学的人员共十数人。该宪兵队驻扎在馆陶路原麦加利银行的房子里，将大仓库建为拘留所，有监房11大间，对面排列，中间是过道，出口处由宪兵轮番看守。每天三顿高粮米饭，一块咸菜，一碗白水。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上一趟厕所。监房内拥挤不堪，最多时每间达八至十人。宪兵队不准接见亲属，也不准亲属送东西，家里对被捕去的亲人是死活不知。
青岛日本宪兵队有两个军曹，一叫“荒木”一叫“岛高”。这两个魔鬼掌管着人们的生杀大权。还有凶恶的爪牙、翻译若干人，其中一部分朝鲜人，一部分中国人。每天在早饭后至睡觉前过堂，提审的路上，日本宪兵和爪牙们就肆意污辱和打骂我们。在堂上审问时，一句话不对头，轻者遭皮鞭、橡皮棍的毒打，重者轮番背“布袋”、吊打，或灌凉水和用电刑，我亲眼看到一个难友，受刑后爬着回来，其状惨不忍睹。最恐怖的是在睡觉时间被叫出去的，走了就永远看不到回来了。后来才知道，有的是被送往济南日本宪兵总队，有的是被拉出去枪杀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也无处查问。
我们这批人，被抓去之后，硬说我们是些抗日仇伪的危险分子，对我们大施淫威。有的受到了残酷的毒打和灌凉水，有一位被折磨至死(后来得知是礼贤中学的语文教师唐万之)。其余的释放后，都生了大病，王筱房卧床半年多，未能痊愈。有的被迫离开了青岛(女中校长丁秀玲和教师杨、凌二人)。我们能够活着出来，真是死里逃生。
日伪时期青岛见闻之点滴
张凌云 王第荣
日伪时期，青岛完全变成了殖民地城市。劳动人民在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统治压榨下，过着朝不保夕、暗无天日的生活。而敌伪官员和投机商人则互相勾结，敲骨吸髓地搜刮民脂民膏，恣情挥霍享受，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两相对照，真有天渊之别。那时候，社会上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现象，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而其人妖颠倒，魑魅魍魉横行的情景，更是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
(一) 安清帮会盛极一时
安清帮又称“在家理”或“三番子”，徒众遍及全国各阶层，成为我国最大的封建迷信帮会组织。北洋军阀及国民党政府，都曾仰仗利用过它，与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安清帮得以经久不衰地流传下来。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也妄图利用安清帮来巩固其在占领区的统治，遂使得安清帮又在沦陷区盛极一时。他们以“义气”二字为号召，招摇撞骗，吸引道徒。因当时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有的人就想入道，以期有所庇护，其中尤以商人为多。入道手续先由“引进师”介绍，拜“本命师”为师。一般须交纳小元宝一个，作为进见“本命师”的贡礼。入道仪式称为“摆香堂”，那完全是一套骗人的迷信勾当，入道者要按“慈悲师”的摆布，反复地行三拜九叩大礼，总计要磕几百个头。入道后，还要备好礼品到师父家认家，向师父师母行礼；并且一年三节，都要节节不空地给师父送礼。
安清帮道徒均以前后48个字的顺序排辈。青岛当时的最高辈份，只有21代(大字辈)的郑兰亭一人。他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青岛警察厅督察长，门徒约有1000多人，多系投机商人及旧官衙人员。敌伪时期，郑兰亭每年生日都要做寿，在河南路亚东饭店礼堂大摆宴席，并请本市名票登台演唱京剧，其徒子徒孙纷纷执礼前来拜贺，门前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他不仅每年为他自己做寿，还为其妻妾做寿，每次做寿除开销外，可以净赚几千元，因而生活异常豪华。
当时青岛安清帮22代(通字辈)的有:伪平度县自卫团长王泮亭，原《青岛工商新报》社长酆洗元，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黑龙江省督军的许兰洲，伪警察局督察员王育干，伪警察局探员武方田等。23代(悟字辈)的有:伪警察局科员夏栋臣，地痞恶霸贾文修、蓝荆山等。这一群民族败类，大开山门，广收门徒，少的有几百人，多的在千人以上。所收门徒三教九流，地痞流氓，无所不有。有些门徒假借师父的权势，敲诈勒索，寻衅斗殴，无恶不作，闹得民不安生，怨声载道。
1942年，青岛新民会为配合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大力扩充安清帮力量。他们邀请济南安清道义会参议王大同来青岛宣讲道义。王大同是21代(大字辈)的，当时在山东臭名远扬，号称拥有门徒十万八千人，力量相当雄厚。他来青岛时，青岛安清帮的大小头目都到车站迎接，只见王大同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穿团花紫袍，外罩黑缎马褂，足登白底朝靴，手拄龙头拐杖，迈着八字方步，侍从前呼后拥，俨若前清遗老一般。他在青岛摆过几次香堂，宣讲了几次道义，并收过一些“显要”人物入道，如日寇宪兵队的嘱托徐元伯，旧商会的专任董事乔智金。还有一些日本浪人也拜王大同为师。从此，青岛安清帮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王大同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则是恶棍加淫棍，他周围的男青年遭他侮辱者不少。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济南依法处决了王大同。
(二) 膏店、吗啡馆、无名尸
日军侵占青岛后，即公开贩卖鸦片，以毒害我中华民族。伪青岛特别市公署于1939年设立了禁烟局，进行烟民登记，发给吸食鸦片执照，准许在家开灯吸食，每人每月交税伪“联银”钞5元，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另外，并布告招商开设膏店和土店，一些地痞流氓乘机申请，计全市开设了土店一处，膏店75处。土店由东北及内蒙等地贩运鸦片烟土来青，售给各膏店，每两约10元左右。各膏店将烟土加工熬成烟膏，再将烟膏制成小烟泡，供客吸食，每个烟泡即售价1元，获利至数十倍之多。
当时膏店经理都与日寇宪兵队或伪警察局有联系，以保障其毒品营业的安全。一家膏店，楼上楼下设有几十个房间，每个房间安床一张。烟客来到，女招待即端上烟灯和烟枪，陪着烧烟吸食。一榻横枕，吞云吐雾，飘飘然忘其所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翌年青岛取引所业务停顿，一般商人洽谈交易苦无去处，膏店便成了他们成交的最好场所。膏店营业更趋兴旺。有些人本来不会吸食，只是逢场作戏，把鸦片当作应酬品，但天长日久，竟吸食成瘾，结果落得倾家荡产者大有人在。
更有不堪言状者，当时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人也是亡国奴，受日本的压榨特甚。其来青者，妇女有的沦为娼妓，男子有些则以开设吗啡馆为业。那时青岛的金乡路、济宁路、仲家洼一带有朝鲜人开设的吗啡馆十几处。馆内设有通铺，专售吗啡和海洛因。凡鸦片瘾重而又不能戒掉者，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到吗啡馆来。因吗啡和海洛因毒性大，价格低，吸毒者在此还可以苟延残喘。他们聚集在通铺上，或用针管注射吗啡，或将海洛因装入卷烟内吸食。过瘾后精神恍惚，到夜晚则铤而走险，四出行窃。偷得财物抵押于馆内，换取毒品过瘾。因吗啡馆系朝鲜人所开设，伪警察不敢入内检查，所以吗啡馆又变成“瘾君子”的窝赃处、庇护所。如果吸毒者不能偷窃或偷不到财物时，就被赶出吗啡馆，流落街头，冻饿而死。在敌伪时期，本市街头或杂院门洞内，早晨常发现有无名尸体，多是这些人物。秋冬之际则更多。当时湖北路永泰和汽车行经理郭占庭之子郭英，是本市出名的四个“小开”之一，因染上吸毒嗜好，屡戒屡犯，变得骨瘦如柴，双目歪斜，在外假借其父之名，诓骗财物。郭占庭无可奈何，登报声明与其脱离父子关系。郭英在吗啡馆内鬼混了一段时间，终于瘾死在街头。
(三) 赌风炽盛
日伪时期，青岛赌风异常炽盛。每天夜晚华灯初上，有钱人家差不多都在打麻将，劈啪之声闻于窗外，竹战八圈，输赢不过10元左右。这是小赌。一到春节，就赌起牌九来，呼雉喝声通宵达旦，一宵输赢，少者几百元，多者千元以上。春节过后，赌风更旺，赌徒也渐渐集中，全市自然形成几个大赌局，赌注也加大，一夜输赢辄上万元。这时伪警察局的人员便出头操纵赌局，从中榨取钱财。这种赌局虽然不是公开的，但也有组织有领导，聚赌地点并不固定，为了安全，一天一换，由操纵者临时决定，通知赌徒前来。一宵光抽头钱就有几百元，由此可见赌局规模之大。这种赌局一直赌到夏季，方肯罢休。赌来赌去，钱都被抽头的抽去，赌徒结局大都是输个精光。
这期间，本市古董商人张好古(外号张古董)在汇泉东海饭店内开设“包来乐”秘密赌窟，备有牌九和轮盘等赌具，每天派汽车接送赌徒，一般达官显贵及富商巨贾都趋之如鹜。至1942年“包来乐”秘密赌窟被查封，张好古便申请伪市公署批准，在湖南路76号(现华侨饭店地址)开设绿洲游艺场。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徕赌徒。该游艺场是青岛有史以来惟一的公开赌场，一楼设有筹码兑换处、典当处、西餐部、经理室等部门。赌徒进门先买筹码，买筹码时要扣去抽头钱百分之五，即100元只能买到筹码95元。如果输光，可将戒指、金表、皮大衣等物送到典当处，抵押再赌。二楼各房间都是赌台，计有牌九赌台两个房间，宝局赌台两个房间，大小点赌台四个房间。三楼单间备有鸦片，赌徒上瘾可在这里吸食鸦片。绿洲游艺场所有赌台服务人员，都是由上海聘来的富有专业经验的人。赌徒们都是抱着赢了还想再赢，输了更想捞本的心理，一赌再赌，但最后总是输个精光。有很多赌徒输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把公款都输掉了，弄得债台高筑，无法收拾。当时为赌博而投海或犯罪的事，时有所闻。
(四)人间地狱——妓院
本市开港之初，最早的妓女院有河北路、莘县路口的东海楼一处，房屋非常简陋，妓女接客对象多为帆船上的水手。到了20年代，我国接收青岛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北洋军阀政府开始建立妓院，计建有朝阳路的平康一里，邱县路的平康二里，冠县路的平康三里和云南路的平康四里。到30年代初，国民党反动政府又建立了黄岛路的平康五里，台东镇的平康六里和四方路的平康东里等多处妓院。日寇侵占青岛后，妓院更加兴旺，老鸨纷纷设班，妓女显著增加。据伪警察局1940年2月份统计，全市一、二、三等妓女共775人。班主王玉堂、沈秀璋等还成立了妓馆公会，以进一步压榨身陷苦海的无辜妇女，并替伪政府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当时计有妓女捐，一等妓女每人每月2元，二等妓女每人每月1元5角，三等妓女每人每月1元。营业税按营业额3%抽税。娱乐捐按营业额10%抽捐。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捐献，不计其数。
班主和老鸨多是嗜财如命、残忍成性之辈。如果妓女年轻貌美，又能顺从他们的旨意，多为他们赚钱，成为他们的摇钱树，他们则对之甜言蜜语，百般笼络。如果不能为老鸨赚钱，或赚钱不多，甚或想法逃跑，老鸨则施行种种刑罚毒打。轻者跪在搓板上，一跪就是半天；重者就吊起来，用绳头蘸水抽打，打得妓女遍体鳞伤。双鹤里有一班主梁凤池，横眉竖眼，毫无人性。有一妓女名艳芳想要从良，梁凤池不准。艳芳不屈服，梁就将她吊起来毒打后，锁在房内，三天不给饭吃。另一妓女名鸿芳患有梅毒，浑身溃烂，奄奄一息。梁凤池不但不给医治，反而不待鸿芳断气，就用苇席一张卷出掩埋。升平里进喜班老鸨杜刘氏硬逼仅13岁的女孩当妓女。平康五里的老鸨“于小脚”更是恶迹累累，依仗日伪势力，大施淫威，先后打死、逼死妓女数名。同时妓女院又是花柳病蔓延的场所。据妓女检验所统计，全市有50%的妓女患有各种花柳病。当时除了公开的妓院，还有很多暗娼，更是花柳病流行传播的地方。总之，妓女院是真正的人间地狱和魔窟。
青岛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彻底取缔妓院，使这些深陷地狱的女同胞获得了新生。
（牛津整理）
注：以上所附文章选自《青岛文史撷英》（德日占领），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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