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锦尘  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副司长

　　编制一个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规划，必须对发展环境、发展条件、趋势有一个客观的正确的判断，这是编制好“十一五”规划的前提。五年规划是中长期的、展望性的规划，所以分析判断要依据发展趋势性的东西，不能依据眼前的一些问题。前两年经济过热，不能判断“十一五”期间也是过热。要依据一些长远的、重大的问题来判断今后发展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已有过经验教训，“八五”的时候面临通货膨胀，当初总体目标定得非常低，到了92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中央全会不得不对一些主要指标做出调整。“九五”也是，治理通货膨胀是首要的突出任务，刚一实施，经过亚洲金融危机，通货紧缩又出来了，当时我们很多判断都是依据规划编之前碰到的一些问题，把工作重点就放在了解决当前问题上，结果判断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我们从长远发展来看，要跳出一些当前的问题，从发展趋势、内在特点来判断今后的一些阶段性特征和趋势。

　　关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六大已经有明确的提法，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那么，对于“十一五”来说，也是处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什么这么讲呢？

　　从国际上来看，我国去年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或4000美元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关键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它可能有两个前途，如果各项政策制定得好，实施得好，社会能够保持稳定，国家可能实现更加快速的跨越式发展。比如说，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都是跨过1000美元之后又有一个高速发展的，很快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在这个时期如果各方面矛盾处理不好，可能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稳定等等危机。这也有例证，南美一些国家，进入这个阶段后，很多问题没有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相应地调节，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出现了经济的停滞、动乱。所以，从国际上来看，确实有一定的规律性，往往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

　　从国内来看，我们实际上也面临着很多有利的因素：第一个有利因素就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势。消费结构在升级发展，消费结构一升级，汽车、住房等高档生活品的消费、一些个人发展方面的需求就扩展，这方面就会创造出更大的更多的需求空间，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那么，这对我们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可以开辟更大、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消费空间。第二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从每年的数字来看，确实处在加速发展时期，我们现在达到了40%，从今后的目标来看，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初步预计，到2020年可能还有2亿左右的人进入城市。这些人进入城市后，首先，生活方式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对消费需求、消费结构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一个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文化、教育，甚至包括衣食住行，远远超过作为农民的需求。这是非常大的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而且，我国城市化发展趋势正在加速，所以这种趋势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将开拓一个新的、更大的空间。

　　以上是从我们面临的有利条件来讲的，而能不能抓住这些机遇，取决于能不能克服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经济较快增长的难度在加大

　　作为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保持了二十五、六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9.5%左右。那么，今后能不能再保持十五到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从一些小国家来看有过先例，如新加坡。但它是非常小的国家，其国情不一样，发展面临的条件也不一样。而从其他国家来看，是没有先例的，尤其是大国，连续三、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更没有先例。我们能不能做到？光从数字来看，可能大家觉得再保持9%没什么问题，但是增长的含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翻两番，增加值是原来的四倍，能不能做到，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些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比如说，我们前一个翻两番，用能源翻一番支撑了翻两番，那么下一个翻两番，能否用能源翻一番来支撑，即使能够支撑，据预测我们需要消耗的能源总量达到33亿吨标准煤，那我们能不能增加这么多，资源、环境能不能承受这么多，是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面临的改革难度在加大

　　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从90年代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也进行了很多领域的改革和探索。但是，原来在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领域率先改革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需要改的是非常复杂的关键领域，不是单项一个领域能够推进的，某一项工作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说了这么长时间，其实国企离真正的现代企业差得很远，产权制度改革怎么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社会保障体制怎么来完善，广大的农村怎么来解决，怎么在各省市之间统筹、全国统筹等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非常难解决的、棘手的问题。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怎么来解决，确实是“十一五”包括今后很长时间所面临的非常重大、非常困难的问题。

　　第三，妥善应对扩大开放风险的难度在加大

　　我们的对外开放确实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难度在加大。

　　一是以前人家对你不戒备、不防备，现在经济强大了，对国际的影响力增加了，别人对你的防备也就增加了。比如说去年我国GDP总量虽然只占世界的4%，但是增量部分已经占世界的17%，这说明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影响越来越大了，最近利息微调了0.27个百分点，世界股市、汇率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所以，工作的开展不得不考虑国际的影响。

　　二是我国扩大开放以后总体竞争力也在提高，对其他国家市场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包括对世界能源、资源的消耗也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又有人在谈中国威胁论、贸易威胁论等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跟这些因素都有关。

　　三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风险较大，贸易依存度太高。目前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0%左右，从世界发达国家来讲，都是基本维持在20%左右，我们的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了国外的贸易。欧盟国家、美国等毕竟是在意识形态上是统一的，而我们跟他们在意识形态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区别，因此，他们对我们还是存在戒备，怕我们强大，遏制我们的发展。所以从国际上来讲，如果有大的风吹草动，对我们经济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如果你长期以内需为主，那么经济增长的机制、政策可能就适应了内需为主的形式，如果长期外贸依存度很高，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就同样适应了外需。一旦外面发生一些影响外需的大变化，这种机制很难一下转过来，这样就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后我们制定一些外贸政策时应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第四，保持社会稳定的难度在加大

　　现在社会分层比较严重，社科院社会学所把中国划分成十个阶层，不管阶层划分合不合理，但是不同利益阶层在形成，对社会政策各方面的反应、评价是不一样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另外，我们国家长期面临的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等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这必须是长期面对的问题。包括地区差距、公共服务的差距，文化、卫生、教育差距也在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这些社会问题实际上在有些地方已经尖锐化了，处理不好的话有可能危及到现代化进程。所以解决这些问题都有很大的难度。

　　下面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还面临哪些战略性任务。从“十一五”规划本身定位来讲，主要有四个定位：第一，“十一五”规划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十一五”规划就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内容上全面反映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第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现在六个更加，怎么在三个五年规划中有步骤、分阶段地把小康社会的目标落实在各个五年规划中，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目标的实现，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第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三中全会也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十一五”规划中如何完善体制，解决我们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第四是与国际经贸规则全面接轨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我们现在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过渡期内可能有些东西不需要完全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来做。2006年我们的过渡期就结束了。关税上的一些优惠，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优惠措施，可能就要全部地取消了。那么，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竞争，都摆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除了个别领域，我们总体的经济竞争力还处在劣势。

　　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这四个，当然要细化、落实的话就不仅仅是这四方面了。重要的是“十一五”规划中我们怎样落实这些战略任务，战略目标的问题。

　　一方面是怎么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规划来讲，就要以五个统筹为切入点。

　　第一个统筹就是统筹城乡的发展，破解城乡的二元结构。“三农”问题是我国面临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党和政府历来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中央多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文件，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增加农业的投入、减免农业税、特产税等等。但是，“三农”问题的解决成效并不明显。为什么呢？关键的问题是必须跳出“三农”问题来解决“三农”问题。如果仅仅把“三农”问题的解决局限于农业的范围内，可能是很难解决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大家就清楚了。我们农业劳动力人口占50%，从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分布来看，农村人口占60%，从国民收入大格局来看，农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60%的人口去分15%的蛋糕，怎么可能富裕起来。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农业，把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环境中来考虑，把增加农民的收入放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中来考虑，把农村的繁荣放在整个社会的繁荣中来考虑，这样才可能使农业的问题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解决农民问题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减少农民，减少农民才可能富裕农民。所以，必须考虑城市化道路，而且是坚定不移的。

　　第二个统筹就是统筹区域发展。在“十一五”规划中，我们把区域发展的问题摆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区域发展问题在中国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东西部收入差距最大已经达到了十几倍，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非常大，现在这种差距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需要考虑怎么来统筹。经济发展有其自身客观规律，东部地区确实经济发展条件好，产业集聚效果好，经济发展的效率比较高。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它是必然的选择。但是怎么来考虑统筹这个问题呢？可能在思路上需要转变。第一，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很难缩小的，但是从国家来讲，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么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应该是平等的。这一点政府应该有能力来做的。经济的差距缩小不了，但是公共服务的差距一定要缩小。这方面差距缩小以后，通过教育、医疗卫生服务，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口素质。这样的话，对它今后的经济发展注入一个持久的动力，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考虑在有些经济相对不发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比较弱的地区建立人口流动机制，通过人口的转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规划中我们也在考虑，想提出空间均衡这样一个概念，其实任何国家都存在区域差距。如日本，它的经济也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长野等三大经济圈。美国的南部、中部相对比较落后，东部沿海、西部沿海比较发达，加州一个州的GDP跟中国差不多，能占到世界的第七。各个国家内部也有这种差距，但是美国、日本等国家个人之间的生活水平、公共服务的差距非常小，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最高也就1.5倍左右，所以没有人去说这个国家的地区差距大。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这是从统筹的角度来讲的。前面也提到，政府的四大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所以政府应该从这些方面来履行政府的职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第三个统筹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我国人与自然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矛盾。首先，从资源禀赋来讲，相对先天不足。我们的总量相对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被庞大的13亿人口一除，就不足了。另外，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我们确实也长期存在一些误区。过去特别强调改造自然，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人往往陶醉在战胜自然的喜悦中。我们应该反思，这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有些改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多少年以后可能发现，它存在一些弊端，滞后的不良影响会慢慢显现出来。所以，在“十一五”规划中，包括今后的一些长期规划中需要转变观念，不要盲目地以战胜自然的理念来做事。首先要强调任何工作要尊重自然规律，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经济规律、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四是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前面也讲过，关键就是怎么来利用全球化的机遇，规避国际上的政治经济风险，怎么利用规则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十一五”规划要从这些角度进行深入的考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强调注重解决低收入问题和发展不平衡问题，所以从“十一五”规划来讲，低收入问题继续得到解决，发展不协调问题要得到解决。低收入问题相对比较好解决，就是2020年达到3000美元，只要保证了经济能够持续地快速地增长，控制好人口，低收入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不全面的问题，包括弱势群体的问题怎么来解决，这些都需要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探索，特别是在政府职能方面需要转变，然后在规划中怎么来更好地体现这个要求，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十一五”规划中认真考虑。

　　另一方面是怎么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从这么几个方面来完善：一是怎么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公有制主体。二是怎么来建立逐步有利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和机制。三是怎么来形成一个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机制。四是怎么来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目前我国行政区经济分割、市场分割的问题还相当严重，市场分割造成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低下。今后10年到15年，怎么来完善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体制，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五是怎么来增强国际竞争力。